另一种声音
作者：袁庾华
（本文部分曾刊于《历史与再造》杂志）
“睡眠是甜蜜的
成为顽石更是幸福
只要世上还有罪恶与耻辱
不见不闻，不知不觉
与我是最大的欢乐
不要惊醒我
啊！
讲得轻些。”
——这是油画家毛本华教授在讲到文艺复兴“三杰”不同的性格和经历时所引用米开朗琪罗的一首诗。毛老师吟诵之深情，颇有些象他的个性，尽管这才是我和他的第二次接触。
我的朋友、也搞了几十年的油画的陈宗铭将毛教授推荐给我们这个临时“讲座”时曾专门介绍说，毛教授是为了“逃避下海”才从省文化厅要求调到纺织工学院的，也不愿意当官。学院考虑他是1966年中央美院油画系毕业的，聘他为（服装）系主任时，他曾因此和他的朋友、学校一领导人搞得很不愉快（这次来接他，我也目睹了他对该校某负责人的冷淡状）。但是他却热情地为我们这个讲座牺牲了两个周末，没有要一分钱的讲课费。第一次来接他时，我曾向他介绍了这个讲座准备邀请的学生情况，他十分警惕其中有那么多方面人物，可他一走上讲台，随即就使所有学生们感到他是能够接受任何挑战的。何止是他的专业，其史观、宗教、哲学、社会观等也受到在座一些专业学者的较高评价。出现在画面上的许多雕塑、建筑、绘画作品，是这些学生们大都熟悉的，但是，一置于他所讲的系统中，就会有更多、更新的收获。看着他坐在讲台上，一手轻松自如地控制着幻灯画面，一手那么恰当、那么优美的配合，听着他较为准确的“距离化”讲述，以及有时根本不需要控制的爱憎分明的情绪化褒贬，尤其是那线条十分清晰、蕴含多少可供您思索的面都表情，你不得不承认这是他的“王国”。
在课外的时间，他十分愿意回答大家所提出的任何问题，积极地参加各种讨论，态度也越来越放松。在我问到美术史家总结“文革”的红色波普现象时，他用准确的概念和个人当时的体验——人们当时确实是真诚的——予以坚决的否定，也纠正了我——毕竟是门外汉——的错误印象和认识。当我用毛泽东、江青都喜欢油画及他们十分具体的指示使油面较少受到“破四旧”的冲击的事实和宗铭争论时，他的“裁判”也是十分公正的。他十分关注社会，不过又总是在进一步展开时，好像心理上老遇到什么障碍……。当他用路易十五时代一一对照我们正议的当今中国的社会现象时，我本来顺嘴就要为邓接上那名句言：“我死后那怕洪水滔天！”却突然改变，轻声背诵了上首诗的最后一句：
“小声点，不要把我吵醒（我当天所听到的他的译句）。”
——随即，车内出现短暂的沉寂，我知道这是人们对我猛降“两个八度”的迷惑不解。
其实，几个小时以来一直留在我脑海里的这首诗，已经接通了我在读了您的上封信、以及又重读了前二封信后一直没有理清的思路，这也成了当夜我思维的主旋律。如果不是以后的变化，我也基本上确定了第二天要动笔回信的基调，我不再打算和您过多的争执。但是第二天一早，《读书》老主编沈昌文先生在赴法国前打来电话，委托我接待新加坡一客人，待事毕，我又匆匆去了北京。北京的讨论偏偏又有“被邓成功腐蚀了的这一代大学生”的话题，而且在几个场合都极为大家所重视，引起我对这一问题较多时间的深入思考——其中有对一年多来我们之间的谈话、通信、通话的效果的反思，更有作为朋友必不可少的真诚和责任，——使我终于确认了自认为较负责任的选择。麻烦的是，这封信也将因此而过于冗长，这主要是对您提出的几个政治问题——应该说，它们颇具代表性——交流一些不同的意见，其中必不可免的偏见和不够准确的地方，望您指正。
一、政治和搞政治的人
“政治”的概念，大概要数孙中山的说法最通俗、也最能说明问题，他说：“政治就是众人的事”。也就是说，这是在社会中生活的每一个人都不可能不关心的事。这些年来，人们“忽略”了一个简单的常识，全社会对政治的关心，不也正是全社会的民主意识。尽管走向制度化、成熟化还要有一个过程，但“民主化”的过程则只能从这里开始。相反，转移、淡化，甚至熄灭全社会的政治热情，正是惧怕民主、扼杀人们的民主意识。应该说这是识别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一个民主化程度较低的社会中（包括西方部分代议制国家），人们经常所谈的政治，实际是指“搞政治的人”，或者叫专业从事政治的人，也包括在政治中混饭吃，甚至经营政治的人。前后这两种“搞政治的人”，就是中国现代语言中常说的政治家和政客（据说英语中也有这种区分，但也有将前者称为“政客”，把后者称为“官僚”的，我是按中国人的习惯）。中西方的伦理观都认为，政治家必须有自己明确的政治理想，尽管根据形势、条件，会有局部的调整，甚至暂时的妥协，但都不会根本抛弃、背叛其政治理想。而政客或者根本就没有，或者可轻易的抛弃、背叛政治理想，唯实用、地位、利益是图。前者大概是人世间最困难的一种职业，也非议较多，其成功率可能最低。后者，只要入门，则是最容易混的职业，人们反而能够习以为常，而且就一般意义上的成功率来说，也是较高的。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其功过是非一时会使人难以认清，尤其是无产阶级政治家是代表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的，是对历史负责的，人们对他的认识就需要一个时间过程，甚至需要正、反两方面的反复比较。而所有政客的嘴脸手法大部雷同，不过他们粗俗的承诺、收买也都是有限的，欺骗总是不能长久的。为什么“放下筷子骂娘”？一是被错误刺激起来的各种欲望是不可能一再满足的；二是人们也吃出了其它味道。首先是不放心——无安全感；其次是代价太大，既要损人、损子孙，也要损自己——正在被扭曲得不象个人；三是已醒悟到真正得“大头”的，正是许诺人自己，他们及其子女、家族所得是一般人的百倍、千倍、甚至万倍。看来“先富起来”的正是他们自己。今天，一个个“无产阶级革命家”走时，都已使自己的子女掌握了巨额的应属于人民、国家的财产，这岂不是又真正回到了封建时代！
这就顺势又谈到了“搞政治的人”的品质。一般来说，对他们的职业品质要求则主要集中在二点，一是看他们是否利用执政权力谋取私利，尤其是巨额利益，这是最重要的，决定对其评价的首要前提。二是看他们是否光明磊落，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历代政客（官僚）常常是上台前信誓旦旦，上台后翻脸不认帐，甚至“指鹿为马”。例如明明是在贩卖资本主义丢掉的垃圾，却硬贴上“社会主义”特色的标签，这就必然搞乱了人们的思想，使社会失去了信任、正义和是非标准，也极大的污染了政治领域。
捷克现任总统、诗人哈韦尔说：“我就不相信政治一定是肮脏的，只要坦诚的人进去，建立和维持好的游戏规划，政治是有可能干净起来的。”他是说首先要有“坦诚的人”进去，否则再好的制度也没用。这大概是我们批了多年的“人治观”，可我们喊了二十多年“法治”，颁布了无以数计的法规，养了一大批执法人员，而我们的社会环境首先是政治环境却越来越坏，越来越恶劣。记打前年出差在东北一列车上，在一片人都在议论司法的黑暗时，一个老工人站起来说：“现在是有法无法，有钱便是法。过去毛主席那个时代是无法有法，有理便是法。”他的这番话，一下子博得全车厢的人站起来为其鼓掌。因而还是老百姓说的好，是“根子坏了”，是带头人坏了，那么再好的制度经他们这一双罪恶的手去操作也要变形。不过我们现有的制度也需要重新审视，譬如取消“四大”，剥夺了群众直接监督的权利，又没有民主政治的基本条件，也就纵容了各级官员的为所欲为。我看到过东欧有几国领导人廉洁的材料，其中有的收入和实际生活水平不高于社会中等生活水平，有的总统夫人也走进了第一批失业大军中，这些例子中就包括哈韦尔。我觉得一个保持诗人气质的人其情感是真实的，其执政也是真诚的。同样，我却反感会玩的人搞政治，而您所说的“充满着这些火药味十足、你死我活的斗争（您看的《幕僚》一书，也没有到这种程度）”，倒恰恰是他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对于政客们来说，上层只适合搞“小动作”——阴谋诡计，为了“稳定”他们的权利格局，对外，尤其是对下一定要捂住，那怕捂得“发馊”！他们当然愿意把大量的血腥的代价文明的“散失”在底下的亿万人中，而决不愿意将再少的代价集中在上层。如果在政治斗争中也要“数量化”并“效率优先”的话，那么，相对而言，上层代价越大，下层——因其基数巨大而体现的“整体”的代价——就越小，整体控制程度和效率越高、进程也越快。这就意味着那一张张包装精致的表演型脸孔将失去市场，而当政治中的肮脏垃圾堆得太厚太重的时候，恐怕只有“火药味”才是最好的“清污剂”。当然，“火药味”必然带来动荡，变革也少不了动荡，并且变革需要的力度和影响动荡的程度基本上呈正比例关系，这是常识。
这几年，在海峡两岸都很吃香的美籍中国历史学家黄仁宇，在其著作《中国大历史观》中认为：“中国的当代史可以简洁的条例，国民党和蒋介石制造了一个新的高层机构，中共与毛泽东创造了一个新的低层机构，并将之突出于蒋之高层机构之前。现今领导人物继承者的任务则是在上下之间敷设法制性的联系，使整个系统发挥功效。”——据此，今后至少不再需要太大的动荡。不过，我不能苟同我这位老乡的观点。就今日中国社会来说，“上下之间”早为水火，他们之间能够“敷设”的什么样的“法制性联系”则可想而知了。问题首先在“上”，在于蒋介石“制造”的那个并不新的“高层机构”，它是在辛亥革命并没有基本摧毁的中国旧官僚机构的结构性基础、框架上“制造”的，又为后来的共产党的“官僚主义者阶级”所承接，后者在毛泽东去世后用一种复旧的方式基本上又摧毁了这个“新的低层机构”。它也不再“有农民协会和贫农团体支持”（同上书），以及千千万万农民对政治的直接参与，替而代之的是和官僚狼狈为奸的封建宗法制的复苏，以及包括黄先生称之为“癌症般影响”的放债收租等沉渣泛起……。黄先生认为“中国过去150年内经过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革命”，“其情形不容许我们用寻常尺度衡量（同上书‘序’）。”仅据此观，我的朋友，您所感叹的同期的代价、动荡则应该是可理解的也是不可避免的。问题是当我们又面临一个“世纪末”的状况，如何选择走向新世纪的道路时则有不同的总结和认识，尤其是在这个“动荡”与“稳定”的问题上。
以李泽厚等人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迎合官方“稳定是压倒一切的”立场要求，高举“告别革命”的“伟大”旗帜，从头至尾地否定了这“150年”间所发生的所有革命和进步力量。用人们近年抬出的辜鸿铭的话说，如果没有这些革命，满清上层那些气质高尚的贵族一定能领导的生产力效率很高的国家。他们认为如果没有从林则徐到毛泽东的“排外”，即使中国沦为一个殖民地也早接受了西方的文明，也早提高了国民的素质。
和上述倾向相对立的另一种倾向则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旧基础太稳定、甚至超稳定，新的生产方式的基础过于薄弱，而已有的几次革命或者对旧基础动荡的力度不够，如武昌首义后全国大部分地区只是“城头变幻大王旗”，旧官僚政治基础并没有根本改变，或者如文化大革命，尽管短期内曾有相当大的震荡（甚至波及全球），但由于内外各种条件——尤其是对外部威胁中华民族安全的——限制，而过早、过于仓促地平息了荡波。使旧官僚政治基础得以恢复，导致不可避免地失败。总之，这种被认为是激进的观点认为：除了中西方都不何避免的战争，比较西方现代化（三百多年）的进程，中国近150年“直接从中世纪”走过来的过程其动荡的程度不能算大。这不是人为规定的，是摧毁中国积淀甚厚的旧基础必然遇到的阻力所需要的力度决定的，也是社会的恶性发展所逼出来的。
——上述两种观点就是人们常说的右派和左派相互对立的倾向。前者代表社会上中层稳定其既得利益的要求，持保守观，后者则代表社会中下层、底层希望改变现有社会不公正、不合理的利益格局的要求，持革命观。其实，社会的发展不会永远持一种态势不变。一直保守，必然僵化，甚至会被闷死、（腐）烂死。不停息的革命，一些人就会厌倦，甚至反对再“折腾”。在一般人看来，保守是常态，革命是非常态，保守是一些既得利益者的主动要求，又较容易适应人们的习惯性惰性，所以右派（保守派）在所有搞政治的人居大多数，并且风险较小。而左派则恰恰相反。革命本来是被动的，往往是被逼得爆发出来的（也是社会发展中总得有的一种渲泻）——没有这个基础条件，任何人和政治势力都不可能人为地发动一场革命。自法国大革命后，这种左右分明的大致格局已约定俗成至今，例如在西方社会从来不会有将贵族、大财团的利益代表误打成左派的笑话，也从来不会将来自下层的激进的政治势力误认成右派的。但是出于某种政治需要，右派有时也会搞点的极“左”政策，左派也会有一时时偏右策略，但都不会影响总的格局。
中国的政治可不是“一会儿批左，一会儿批右”的，除个别短暂的调整、变化外，“改革”前的20年，其基调是批右，这20年则是一直批左。前者的矛头主要是指向官僚主义和官僚主义者阶级，后者则往往以攻为守，以确保官僚阶级的地位、利益不受侵犯。前者承认：“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引用毛泽东话），因而就是在激进文革中，在党的“九大”主席台上又现法国大革命时那种左右分明的位置格局，在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中都特意保留有当时公认的右派的位置，他们也一直掌握着重要的权力。而后者，即“改革开放”后，则一再要求“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取自邓的话），在政治舞台上对左派格“杀”勿论，形成中国共和制后从没有过的完全一党一派的最高度“一致”格局（就是国民党内，也一直有常唱反调的左派位置）。左，历来是右的克星（我戏言为：左克右，右克中，中克左）因此，在这样的格局中，就“要特别警惕左”、“防左”。比较明显的原左派人物，几乎无一能逃监狱的厄运，为“长治久安”、继续控制政治舞台上不再有真正左派的痕迹、即隐患，就在“政治游戏”中把那些对他们走得太远有些担心的正统元老派硬打成什么“左派”“左王”，以顶替这个角色。那些“元老”，无论在过去的“文革”中，或在今天的“改革”中都是反对激进态度的，哪有什么“左味”？在今天以右为荣、为贵，咒左、骂左、剿左、伐左的时潮中，也是从此来羞辱他们。对于另一些他们无法控制其活动的海外左派学者，只好冠以“乳臭未干”的“新左派”，竭力控制并消除其影响，而对国内一些愿意承担左派角色的人，则被他们十分警惕的排斥在舞台之下，斥之为“极左派”，却不允许后者出声。一句话，在今日之中国，绝没有真正左派可以公开发表的言论、著作自由。二十多年过去了，中国右派的恐左情结如此难以消去，其虚弱状也是不言自喻的。
我这里所说的“右派”和左派，是指那些“搞政治的人”，当然不会包括您，我在南京当面给您戴的几顶“帽子”，只是戏言，不必较真。不过，我是想请您注意一下来自另一个方向的声音。
二、阶级斗争、文革与政治迫害
这次，在国内由江泽民带头炒热的电影《泰坦尼克号》，既有一个、尤其在结尾确实美丽动人的爱情故事，也是一堂残酷的阶级教育课。“掉下海中的1500人，只被救下来6个人，包括我，6个人，”“20只救生艇，只有一只划过来救人”——这是露丝84年后仍耿耿于怀的愤慨，用此船设计师指责大副的话说，这些救生艇都是经过试验的，可以安全的乘座65人、或70人，可实际上有的只载了二十多人，甚至十多个人，最终是少救了一半人——近700个生命！“这是怎么啦？”——那位出身下层、还不失良心的“暴发户”望着这些没有一个响应她去救人提议的贵妇人们迷惑不解。其实，露丝的母亲上艇前就回答过了，她们在此时仍需要宽畅一些，那么本来总载量就不够的救生艇又从那里挤出“宽畅”呢？那就只有“三等舱”，妇女、儿童的性命代价。事后的统计证明：“三等舱”中死亡的妇女、儿童比例高出一等舱全部人员中死亡的比例。其中一等舱只一个儿童遇难，三等舱却有2／3的儿童遇难。船长对是否先救妇女、儿童一开始表态就有的犹豫，已预示了这个代价，那位指挥救生秩序的大副，尽管最后拒绝了卡尔的收买，不还是徇私让那位制造商先上了救生艇，而对于三等舱中急于逃生的人终于开枪镇压。从这些过程和整个的救生效果来看，他维持的秩序是否也会有阶级的成份呢？他自杀了，就如船长应属畏罪自杀的留下（这位经验主义者是有渎职罪的），只是在人格上没有卡尔那样卑鄙。我十分厌恶许多人看后只津津乐道于船长等“绅士”式的风度（也是这些年来人们一身俗骨、半肚子土气却竭力攀贵装洋的时尚，真遇大难，他们装熊都是最低劣的），却愿意欣赏编导这样的安排。和上层社会的豪华奢侈、装模作样、在关键时刻的自私残酷相比较的是，下层社会真情、自由的欢乐和逃生时的无污可责。不管编导出于什么样的目的，表现出来的还有一种阶级立场，也使人们的炒作难以回避“等级”、“阶级”——这些在中国媒体、话语系统中已经生疏或变态的词汇。
列宁说：“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伟大的创举》）”。
今年，正是中国官方宣布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二十周年。二十年啦，我们“不喊”、也基本“不谈”的阶级，尤其是不同阶级的收入悬殊和阶级的对立是否严重存在？或许也只有这二十年的实践才好证明我们过去强调的“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是否“荒唐”：
被誉为中国市场经济最发达地区的珠江三角洲地区（私有经济一统天下），“1994年的调查表明，私营企业平均工资低于最低工资的超过1／3，劳动时间每天平均12.42小时，11.5－14小时的占2／3。多数人从事高温、粉尘严重、噪声大、有毒害的工种。”（注A3），因此致伤、致残、致死的新闻不绝于耳，而由此挤出的利润，不少是用作对官僚阶级的贿赂。
再以国际上通用的显示社会贫富差别的“基尼”系数（“0”为绝对平等，“1”为绝对不平等、即一人掌握全国财富，0.3－0.4为合理的最大可容忍度，0.6则意味着随时会发生动乱）为例，八十年代中期后的中国为0.434，这是官方——中国人民大学1994年的调查计算。对于研究者来说，是必须重视的、已经很不低的数字，但它的真实性还不够令人相信。一个民间机构的调查认为已达0.59（熊海滨《全民逐富：中国“大洪荒”》），即到了极危险的边缘，则应可信。
“到1994年2月为止，占我国银行存款总户数百分之二的富人已拥有一万三千亿元存款总额中的百分之八十（《影响我同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如此悬殊的纪录，在这个世界上也只有印尼等个别国家能够相比。
此后的发展有二个最显著的特点，一是继“承包责任制”以后，目前正进行的“股份制改造”，尤其是“资金重组”，是又一次、也是最大一次瓜分国有资产的高潮；二是下岗——失业剧增。一头是已基本完成“中国特色”的、也是世界上效率最高、最省事的“原始积累”，一头却正在失去或已经失去正常（低）收入，二者是紧密联系，互为因果的。驱动机制就是官商里外的勾结，中枢则是“官”，无论“寻租”、“设租”或者“投资者的利益”都决定在官僚的权力上。而对大多数人基本生活利益的剥夺，则得之于这架官僚机器的支持，因此，促成今日如此贫富悬殊、阶级分化的根子就是这个官僚阶级和新生资产阶级，则是不容置疑的结论。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是毛泽东1962年提出的，之后，他就更明确指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就是“在毛的时代里”，成天“高喊”的“阶级斗争”的本质内容（应该说，我们这些过来人，面对今天的社会现实，才感触深刻）。而当年也正是对此的高度重视，那个时代的“基尼”系数只有0.15（何清链著作取自世行1978年测算，我认为不够准确）。如果认为那时整个社会总财富量较少，那么比它更少的“民国”末期，其“基尼”系数也不亚于40年后的今天，否则也逼不成共产党的革命。就如政府官员和平民收入的差别最小的北欧中欧诸国，其各个政党却成天在大谈阶级斗争一样，正是这些“大谈”和我们过去的“高喊”，才限制了贫富差别的扩大，缓和和抑制了阶级对立的紧张程度。也正是这些年来我们这些政客、文人“鸵鸟式”的否认，才故意纵容了这一主要社会罪恶的加剧。实际上，官僚们“大老板”阶级利用已扭曲的伦理、不合理的法律秩序以及权力和金钱，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对“低工薪者”、“打工仔”、“下岗族”等由工农基本群众组成的被剥削阶级的阶级斗争，只是得利的官方和被豢养的文人不断的掩盖、淡化其中的血腥、残酷味，以不承认和压制后者对前者的反抗和斗争就是了。当老百姓越来越感到这和旧社会有什么两样，甚至认为“比国民党还坏”的时候，我们不禁要反省：难道曾用千百万人的鲜血、生命的代价进行的革命，只是为了让其“功臣”作为新权贵来代替旧权贵、用“新四大家族”来替换“旧四大家族”吗？或许人们认为这样推理是否简单，但却是谁也掩饰不了的事实。
一九四九年共产党胜利，对于共产党不少干部来说了是“船到码头车到站”，解放仅几年，一场“三反运动”就使总数312万党员干部中的122万人——高达39％的比例——因贪污等经济问题被处理，就此仍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更为麻烦的是，正是不少“功臣”利用掌握的各种权力很快学会了旧官僚的统治经验，“日益享受着原属他们所取代的剥削阶级所有的社会特权和经济特权”（注1），很快形成了一个新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加上许多人二、三十年代在苏联所受到的不民主的政治教育，使“新中国的官僚主义比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的官僚主义都更广泛、更深入地渗透于整个社会”。（注2）现今五十岁以上的人大都能记得1966年文革开始以前中国政治社会的基本情况，当时，官僚集团利用他们自己造成的1957年反右扩大化形成的政治高压，严格控制并有效地促进着一个新的等级社会的逐步形成。工厂里的班组长就有剥夺一个工人的自由和经济利益的权力，工人如有反抗，支持班组长的车间主任就可以根据法规，以“不服从劳动分配”的“罪名”将其送去“劳教”，自此打入“贱民阶层”。在农村或街道，一个队长、办事处主任、派出所所长就可以是至高无上的“皇上”。那时，刚解放不久，车间主任、公社书记以上干部大多参加革命较早，支持他们的上级就是他们的老领导、一级级更大的“功臣”，你是无处告的。不，对一般人来说，厄运不找到你头上就够幸运的了。曾遭毛泽东严厉批判的彭真、罗瑞卿所搞“十无”，其主要出发点就是要把将来有可能反对领导的人找出来，先采取措施，包括成批送往边远地区。有些地方更甚，如河南进一步扩大为“三十五无”（据赵文甫检查）……，多少反对领导的冤、假、错案直至文革爆发后才有可能公诸与世（66－67年是一个揭露高潮，林彪事件后又出现一个上访高潮），这些案涉及解放后历年、历次运动，很多都是鲜血淋淋的。应该说，正是一些“功臣”为巩固自己的地位，先把别人整的“猪狗不如”。“官僚主义强烈的肆虐横行”（注3），使新中国开始蒙受越来越重的阴影。只是由于“毛泽东个人的巨大权威和声望，毛泽东对官僚主义和官僚的深恶痛绝，再加上他与他所信任的人民群众之间的特殊关系，遏制了官僚权力的常规化和制度化”（注4），但也只是“遏制”和暂时还没有正式“常规化”、“制度化”，这些越来越成熟的官僚由于其不愿被触动的既得特权利益决定，他们根本听不进毛泽东的一再教育和警告，甚至十分熟练地将历次运动的矛头都转移到普通群众和知识分子身上，变本加厉地让后者承受代价，这就使“激进的毛泽东主义者和党的官僚主义者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最终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注5），才迫使毛泽东下决心“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的发动群众来揭发我们党和国家的阴暗面。
——这就是”文革“爆发的主要背景。由此就必然要冲击到党的各级干部——“曾是功臣的人”。对于这个问题，尤其是毛泽东又肯定“95％”以上的干部基本上是好的，莫·迈斯纳认为：“撇开文化大革命表面上的轰轰烈烈，与其说它是一场革命运动，不如说它是一场改良运动，一场非暴力运动。因此文化大革命出现的大规模的暴力行为，与其说是出自毛泽东的本意，不如说是出自中国社会的条件”，这就是前面已谈到过的文革前17年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压抑既久，既大，爆发则必速、必烈，以致发展为谁也没有始料到的各政治势力、集团短暂、集中的激烈斗争。对于其中的“暴力行为”，“与后毛泽东时代的北京领导人对这些事件提供的说法正相反，文化大革命首先对知识分子进行残酷迫害的不是毛泽东主义的激进分子，而正是那些由党组织起来的，力图在毛泽东主义者的进攻中保护党的官僚主义者的‘造反派’”（注6），即官办“文革会”和后来的保守派。首先是党组织本身，按照过去历次运动的经验先抛出一些知识分子当牺牲品，而当革命师生坚持把矛头对准党的当权派时，则由上级党组织派出工作组进行镇压，以保护党的官僚基础。当时在中央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在给中南局、西北局等批示中明确指示：“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把他们揪出来”，应届高中毕业生“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中学教师要集中交代问题”，“不管学生、老师，只要反党，就要给他们以专政”。随后王光美在“清华园”将八百名师生打成“右派”、“反革命”，并残酷斗争，有的被整死，以此推广全国，无一校幸免。并进一步蔓延到企事业单位及整个社会。各单位党组织及官办“文革会”用前十七年的习惯手段镇压所谓“牛鬼蛇神”——知识分子及领导认定的落后群众，尤其是敢起来造反的少数派，进行无情打击……这就是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中愤怒指责的“五十多天”的“白色恐怖”（也就是从这“五十多天”里埋下了从后形成两大派群众组织严重对立的祸根）。在工作组撤出后，“最有特权的阶层即干部子弟成了党组织的同盟军”（注7），这些今天已被人们习惯称为“太子党”的高干、军干子女，文革开始时，曾是最早“造反”的英雄，但是，当运动深入触及到他们的父母时，则背叛革命，大都参加了那个臭名昭著的“联动”组织，为保爹保妈，转移斗争大方向，他们横行霸道，一方面拿一些知识分子当牺牲品（如老舍等人之死）和蛮横肆虐于普通老百姓，一方面更无情镇压挺身而出的造反派。应该指出的是后者中的少数人由此产生的情绪和得势后的报复就成了复辟后的官僚们可以宣传上千遍的把柄。公平的说，就象朱学勤一文中谈到这些青少年批判那些党阀、学阀权威所使用的话语正是后者教给前者的一样。他们某些不应当使用的残酷报复手段（如王光美“四清”时发明并在文革初期普遍推广的“坐飞机”），也正是他们受当权派迫害时亲身体验后所学会的。使用暴力手段较多的是军队，这是其职业特性所决定的。令人注目的是其施暴的部分对象曾经是过去领导他们教会他们使用这些暴力手段的人。如今那些“老师们”千百遍地演染施在他们自己身上的那些手段时，使许多过来人总觉得有些别扭。也如哈里·哈丁斯说的：“这次我们不应太轻信。今天布授新道，谴责文化大革命的人都是文化大革命受害的幸存者（《威尔逊季刊》）”。不过这些“幸存者”的“受害”情况也是不同的，以邓小平——当时被政治上打倒的中国第二号走资派为例，其69－73年在江西“劳改”流放生活，曾被今日那么多媒体（首先是毛毛的故事）所大肆宣传，就在这些宣传中，也有几个“一点就破”，颇能说明实质的问题。
首先，他去江西主要是根据四个老帅备战的建议：“一些老同志可以疏散到外地”（注9），而不是什么“劳改”、“流放”。至于参加一点力所能及的劳动，当时应属正常。
其二，他在那里，还一直带着秘书（即王瑞林，现中央军委委员、纪委书记，一个文官被直接授予上将军衔的）等随员，这样的“流放”、“劳改”所享用的政治待遇，至少在中国确实是少有的。比较一下，七、八年后，他又是如何安排“江、张、王、姚”的待遇的呢？如果说，处理的程度不一样，那他应感恩于毛泽东，当时全国人民对他这个“第二号”人物的情绪恐怕是有过之而不及。
其三，他在那里住的是一座原步兵学校校长的“将军楼”，这是文革前各省党政军官员所住的最高水平。
其四，就在那时，包括邓榕、邓质方这些他较小的子女，仍能被推荐上大学，邓朴方也是1970年入党的，这至少说明当时并没有“株连九族”，同时，也表明中央对他们的照顾。就如当年一个相当照顾他们的工作人员，因今天因邓榕一句不实事求是的活，就倒霉好长时间一样，今天他们也从不提上述事实，只刻意喧染其困难处境。毕竟他当时是下台之人，其待遇当然不能和以前比。
这次在北京，一位经常给军委、总参首长开车的司机对我们说，他也给邓家子女、给王光美开过车，说他们也大谈毛主席的伟大及其对他们的恩情。这大概是在军队面前所选择的一种策略，而在其他媒体上则从来没有这样表示过。
就是刘少奇去开封，也属林彪战备“一号令”的安排。他同样带有长期跟随他的随员（包括厨师），住在原开封市领导的一个院子，决不是人们所说的监狱。他当时是中央全会定性、开除党籍的，自然没有邓那样轻松，直至糖尿病重至终。其他，也有正式进监狱的，如彭真等人，至今没有得到彭在狱中生活的细节。文革中监狱贯彻毛主席“要把犯人当人看待”的批示时，曾有记者在狱中对彭真采访，他是高度评价“毛主席一贯的人道主义政策的”……而冲击这些“功臣”的造反派包括我在内（尽管是在基层），当然就是“便觉趾高气扬”的“另一伙儿人”了，“但这真的是傲骨吗？”又问得何等的好。我们这“另一伙人”在文革十年中，是真正的“三、七开”，即70％的时间在挨整，30％的时间不得不抓紧工作，甚至每次出狱后连恢复身体的时间都没有。我们挨整时肉体精神所遭受的摧残、享受的待遇（刑事犯的牢房，6元钱的月生活费）才是邓公这些“功臣”“猪狗不如”的水平所高攀不上的。如果以文革中的两端，以“功臣”为代表的老干部和“另一伙人”的造反派进行比教，在付出的代价上，无论数量或者质量，后者至少是前者的百倍以上。顺便，我以您熟悉的几个地方举几个例子：
就在您住的江苏，68－69年，许世友将军将徐州造反派的头头押在笼了里进行游斗，还把江苏反对他的“踢派”造反群众按在马路上学“小爬虫”爬；
在您上大学的广西，也是1968年，以韦国清将军为后台的保守派“联指”把“四·二二”造反派口中塞着鹅卵石成批地处决；
在您的老家保定地区，那位在解放军战役史中没留下任何象样东西的叶帅，l976年却在动用正式军队血腥镇压造反派中显示了“军事才能”……
——在其他地区也有比这更严重的，更不要说在各个单位里那各种各样的残酷手段了。请记住，这些手段既不是文革发明的，也大多不是解放后发明的。如果说没有文化大革命，就没有这样代价的话，那么1927年共产党被血腥屠杀时是不是也是这个道理呢，被钉死在那六千个十字架上的奴隶是不是也应后悔不应跟随斯巴达克造反？说到底，文革当年比较今天社会可以说是“天使般纯洁”的男女们，不就是为了申张正义、公正、不甘心受压，从而触动了那些“功臣”的特权、地位，才遭到如此的屠杀和迫害（十多年后，在“六·四”中，被邓公下令集中屠杀的又一批那么单纯的少男少女们；不也是反对这些“功臣”及其家族的腐败吗？）！难道这就是他们明知道“造反是没有好下场的”，却硬要向官僚集团挑战的“傲骨”吗？今天，文革已结束三十二年了，可对曾经“趾高气扬”过几天的“另一伙人”的清算，则还没有结束。
今年，临到阴历年前，我主持了原省二轻厅吕以尧同志的追悼会，他15岁参加革命，抗美援朝时是空军战斗英雄，在文革中当厅领导时，他妻子所在的纱厂将她的夜班调到白班，竟遭到他的谢绝。他在台上不去住厅、局长楼，而正是他坚持住的那一小套旧房子，在他出狱回来后，被公家十分方便的切断了暖气和天然气。他至死也没有工资，其子女“每次给他几百块钱，他都全买书了”。在追悼会上，他女儿泣不成声的说：“父亲唯一留给我们的就是认真做人的教育和一大堆书……”。刚过春节和他差不多经历的原洛阳地委副书记孙腾芳，其妻子完全是因为没钱看病耽误致死。在她的追悼会上，不少人才知道，仅河南省因“造反罪”至今没饭吃的干部就有22万人之多。原洛阳市委副书记兰维泉，这位和江泽民一样在六十年代初出国的技术人员，如今被逼到在要饭群中生活。90年我到洛阳市郊区原公安分局副局长谭树齐（47年参加革命）家里看到的是比要饭的窝都差的情景，而南阳一造反派头头则活活饿死……此类例子举不胜举（当然，原来的造反派中也有不少人成了百万、千万、甚至亿万富翁，但是，他们也不感谢邓及这个时代，其中一位喝酒后哭着对我说：“是老邓给我的钱？他们（当权派——自注）是把我朝死里整，我偏要争口气！他们坏我比他们更坏就挣了钱，他们见我就象孙子一样。他们把我逼到不是人，我也让他们不是人”）。去年初我在商邱，其行署几位干部对我说，76年所谓“粉碎四人帮”后，他们是在东海舰队驻温州的部队服役，也帮助地方维持“秩序”抓造反派，后来，看到杀人太多，害怕了要求复员。他们说，现在温州人在骗全国，是出于报复心……
说实话，我们当初被逼得起来造反时，可没有陈胜、吴广那种“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思想，而是高喊着“准备失败、准备坐牢”（江青的“四准备”号召）冲出来的，对于其中一些人（包括我）来说，即使为此承担了极为惨重的代价，九死而一生，则从没有后悔当初义无反顾的迈出去的一步。我们毕竟经历了迄今为止的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一次“大民主”，“中国人民享有前所未有的自由：批判社会，向现存的政治权力机构造反，建立自己的政治组织，在公开讲坛、大字报和报纸上发表自己的不满和希望等等（往10）”。尽管它是短暂的尝试。还有一种“三年文革”说，1968年在林彪宣布的“全面胜利”中，我们就开始承受全面的镇压。而欧美的“文化大革命”更短暂地集中在几个月，却同样辉煌。今年，整个世界都在纪念“1968年”，认为它是廿世纪最重要的一年，其意义甚至超出了这一个世纪，是对整个世界近、现代框架的一次最彻底的挑战。也有人说，社会主义在东方惨败了（应该说，它的二、三代领导人早领上邪路），却在西方取得很大进展，现今西方社会中很多社会主义的成份正是“1968年”带来的。在某种意义上我已可以算一个没有“失踪的68年人（尽管没有下乡，却同在当年秋天下监，没有系统的学习，却也有认真的思考，更有前后更多的经历）”。我为拥有这个历史而骄傲。当初当我们经过多少次生与死，血与火，灵与肉的考验获得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最激动人心的胜利时，我们最得意的一句歌词只是：“往日比人矮三寸啦，如今是顶天立地的人啦……”。用思想家的话说，我们斗争的全部意义只是为了做个人！查一下这些造反派的“发家史”，第一是被整出来的，第二则是“不平则鸣”。一些文人反复宣传说，我们是“被利用了”，难道我们甘心受压迫、受剥削，逆来顺受，就是没被“利用”啦？这种“利用”说无非是他们“借花献佛”以向官僚阶级忏悔而已，（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文革初期都参加过造反派，这也有文革前17年中当权派老拿他们当牺牲品的情绪），至于“文革是整功臣”论更是为了向统治者献媚，而无视广大人民尤其是那些敢于为社会进步献身而挑战官僚阶级的激进分子也作为人应有的生存价值。那种“功臣”论如往前推，那么我们的战犯管理所内不是也关押着多少“北伐的功臣”、“抗日的民族英雄”，他们甚至还没有作威作福几年就被他们压制的革命人民打倒了。假使他们重又控制了中国的局势，那么这一大堆“文人”决不会再为共产党的“功臣”说话；要说给后者的话可能比今天“送”给我们的更恶毒。这是否就叫做“成者王侯败者贼”？那是封建社会、尤其是传统文人一直遵循着的一条处世定律。但是历史的进步，则一定是一次次以失败和巨大的牺牲为其铺垫的，选择它的是另一种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