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之后再无大师

                                        清华学堂古建筑

    1925年初，清华学校欲设立国学研究院，在校长曹云祥主持下，由国学研究院主任吴宓出面，先后聘请了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为教授，这就是后来名动天下、流传久远的“四大导师”。

  在“四大”之中，只有赵元任一人怀揣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证书，而王、梁、陈等三位，均无博士、硕士头衔，甚至连学士学位也未拿到。尽管头上没有金光闪闪的博士帽子，但三位却学贯中西，思想、学问博大精深，堪称当之无愧的学术大师。陈寅恪放洋十六载，于哈佛、柏林等美国、欧洲名校转过一遍，终未能揣一张博士文凭回来，完全是为求知而读书。清华校方为聘请“四大导师”来校任教，可谓不遗余力，其中一个被后世广为称道的鲜明特点是，重视真才实学，不慕虚名，不轻信文凭云云。后来有对大学制度不满者，总好拿此例说事儿，以此证明当年的清华领导人是何等伟大英明，高瞻远瞩。其实外界多有不知，陈寅恪进入清华的内情显然没有如此简单，真相比流传的美妙故事却要曲折复杂和艰难得多。从《吴宓日记》中可以看到，陈寅恪到清华国学研究院出任导师，首先得益于时为筹备处主任的吴氏推荐，但事情办得却一波三折，为此，吴宓曾感慨道：“介绍陈来，费尽力气，而犹迟疑，难哉。”

    除陈寅恪外，当时吴宓还向曹云祥荐介了柳诒徵，张尔田两位前辈和汤用彤、楼光来等几位哈佛同学，所荐之人皆学界名流俊杰。但作为研究院主任的吴宓，并无人事决定权，因校长曹云祥这一关未能通过，其结果便皆成梦中之花，不了了之。

              清华国学研究院师生合影，从左至右为：讲师李济/教授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

                                          后为学生。时陈寅恪尚未到校。

    据清华研究院第三届学生蓝文征回忆，梁启超曾亲自向校长曹云祥面荐过陈寅恪，当时的情形是，“曹说：‘他是那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先生气了，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接着梁先生提出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几位名教授对陈先生的推誉。曹一听，既然外国人都推崇，就请。”——这就是当年令天下学界为之震动，被后世广为流传并影响深远的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陈寅恪的入校经过。

    蓝文征本人曾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始末》文中言及：“梁先生以陈寅恪先生于欧洲诸国语文及梵文、巴利文、蒙、藏、满文等修养极深，提请校方聘为导师，时陈先生正在欧洲，明年五月始到校。”，结合吴宓的日记看，这话是大体不差的。

    得益于陈寅恪家族在晚清社会的特殊背景与影响，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王、梁、赵等三大导师，都与陈家有着一段交往渊源。特别是梁启超，不仅是陈家旧识，且与陈寅恪祖父、湖南巡抚陈宝箴，寅恪之父、进士出身，吏部行走陈三立，寅恪长兄、著名画家陈衡恪，祖孙三代交谊笃厚。1897年，也就是戊戌（1898年）变法的前一年，已有才名的梁启超受湖南巡抚陈宝箴与助手陈三立之聘，出任长沙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从此，梁氏与陈家结交，并有机会对祖籍义宁陈氏家学有所了解并深为推崇。1924年，梁启超夫人李蕙仙去世，葬于北京香山卧佛寺东面小山，梁启超曾想让陈三立为之书写墓碑碑文，后因故作罢。

    据陈寅恪的侄子陈封怀回忆：“那时，我正在金陵大学农学院就读，他（按：指寅恪）送了我一册原文本的《莎士比亚集》，据说是他以前在英国读过的。里面每个剧本后面都写有他的评语。在那时，我们叔侄二人经常谈论欧洲各国的历史及文学等。他在欧洲，特别是对英、德、法语言文字学术，有了深入的理解。他在这三个国家得了三个学士学位。”[37]陈封怀此说恐怕不确，至今没有得到证据说明陈寅恪曾得到过三个学位。而梁启超所言当是不虚，陈寅恪留洋十几载，的确既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但著作等身的梁任公又凭什么说自己所有的著述加起来不如陈氏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呢？除了客套与自谦外，怎要有一点凭证，否则就成为胡言乱语，曹云祥也不会轻易相信。那么梁启超说的这几百字到底是指什么呢？这就是陈寅恪于1923年在柏林求学期间，写给其妹的一封书信。信中云：

    我现必需之书甚多，总价约万金。最要者即西藏文正续藏两部，及日本印中文正续大藏，其他零星字典及西洋类书百种而已。……我今学藏文甚有兴趣，因藏文与中文，系同一系文字。如梵文之与希腊拉丁及英俄德法等之同属一系。以此之故，音韻训诂上，大有发明。因藏文数千年已用梵音字母拼写，其变迁源流，较中文为明显。如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为中藏文比较之学，则成效当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然此非我所注意也。我所注意者有二：一历史（唐史西夏），西藏即吐蕃，藏文之关系不待言。一佛教，大乘经典，印度极少，新疆出土者亦零碎。及小乘律之类，与佛教史有关者多。中国所译，又颇难解。我偶取金刚经对勘一过，其注解自晋唐起至俞曲园止，其间数十百家，误解不知其数。我以为除印度西域外国人外，中国人则晋朝唐朝和尚能通梵文，当能得正确之解，其余多是望文生义，不足道也。隋智者大师天台宗之祖师，其解悉檀二字，错得可笑（见法华玄义）。好在台宗乃儒家五经正义二疏之体，说佛经，与禅宗之自成一派，与印度无关者相同，亦不要紧也。（禅宗自谓由迦叶传心，系据护法因缘传。现此书已证明为伪造，达磨之说我甚疑之。）……。

    很显然，这封书信除了要求购书外，更多是在谈论学术，所涉内容之深奥广博，若不专门研习此项学问者，难知其所言与所以言。这封书信被当时主持《学衡》杂志的吴宓得知，于这年八月的第二十期以《与妹书》为题转载，梁启超就是通过《学衡》看到了这封信，并为陈氏之博学倾倒，于是便有了一年之后清华园著名的“梁曹对”。正是由于这次对话，加之王国维从旁助力，没有片纸学位和一顶学历帽子的陈寅恪才以导师的资格踏进了风景秀丽的水木清华，开始了悠悠四十载传道、授业、解惑的“师者”生涯。

                      抗战前，陈寅恪与夫人/女儿一家在清华园

    由于陈寅恪在学界如雷贯耳的名声，其学位问题波及后者既深且众。1948年曾当选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的著名人文学者萧公权，于许多年后谈到学位与学问时曾放言：“其实学位只能表示一个学生，按部就班，修完了‘最高学府’规定的某种课程，而未必表示他的真实学问。我知道若干中国学者在欧美大学中研读多年，只求学问，不受学位。史学名家陈寅恪先生是其中最特殊的一位。真有学问的人绝对不需要硕士博士头衔去装点门面。不幸是有些留学生过于重视学位而意图巧取。他们选择学校、院系、课程，以至论文题目，多在避难就易。他们得着了学位，但所得的学问却打了折扣。不幸的是另有一些人在国外混了几年，回国后自称曾经某大学授予某学位。他们凭着假学位做幌子，居然在国内教育界或其它事业中混迹。”

    萧氏之言不能说没有道理，陈寅恪也的确为学术界人士做出了不读博士拿学位，一心读书向学的成功范例。但此事体正如胡适的“收山小门生”唐德刚教授所言：这个世界上许多事是“阎王做得，小鬼做不得”。也就是说，专为读书而读书，为学问而学问，不求硕士博士帽子，名门出身，具有强大人脉背景和人际交往资源的陈寅恪做得，一般的人特别是偏远地区贫苦劳动人民的孩子（当然是很少留洋）就做不得了。

    学位制虽说参与了一定并不见得正确的学术评价、学术构造和学术认定，但它作为对知识掌握者高度与标准的最终确认，本身并没有错。如果没有学位制的门槛和限制，就中国的政治制度和道德坐标而言，恐怕在选拔人才和招贤纳士方面要糟糕得多。正如后来一直颇受争议甚而指责的中国高考制度一样，尽管这一制度越来越暴露出一些弊病，但在没有更好、更公平、更合理、更人道、更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遴选人才途径之前，它仍然不失为最佳的一种选取途径。无论强调所谓的素质教育还是什么花样翻新的另类教育，在高等教育资源紧缺的现实情况下，通过高考途径看分数仍然是最合理，最能激发学生上进心，最能取得人民大众同情和理解，以及最有效阻止权钱交易，避免“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等等腐败、丑恶现象的不二法门。假如没有高考途径与高考分数的严格限制与阻击，或将高考成绩弃之不顾，进大学校园全靠各自的家庭出身与人脉背景，专靠有权有势的朋友旧故推荐作保，必然走上政体的高度腐败、堕落与混乱无序，文化与学术将大踏步退化甚至毁灭，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中国大陆的“工农兵大学生”推荐案例，便是最好的明证。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一个时代的见证，离我们并不遥远。

                知名作家/评论家，《陈寅恪与傅斯年》一书推荐者何三坡，

                            在夜郎国乡村读书时的学校。

        （从裂开的校舍与学生的队列等等物件来看，似乎暗含了一个隐语。）

    几乎所有的知情者都不否认，那时的所谓“推荐”，只是社会各阶层大大小小的权势者们相互争夺与妥协的“内部分割”，那怕是一个街道小厂，或一个农村大队党支部书记，在他们的子女没有被“推荐”之前，是决不会有其它的“工农兵”跨入大学校门半步的——尽管厂长、书记的子女可能是傻子、神经病患者，或者地痞流氓加恶棍。同理，学位制可能为怀揣种种目的，甚至不正当目的的求学者提供了堂堂正正的掩饰条件和方便，但问题仍然不在学位制本身，而在于这一制度在被制订、理解和实施过程中的具体细节是否恰当。某些与学位制有关的痼疾，常常是这一制度实施不当造成的，是被人为实施中的不当或故意歪曲所导致，应该引起社会反思的是如何在实施中铲除阻碍、破坏这一制度的毒瘤，而绝不是学位制度本身。

  从当年出任清华国学研究院筹备处主任吴宓，在推荐陈寅恪之际同时推荐当时在学术界已是名流俊杰的柳诒徵、汤用彤等人来看，决定谁进门谁出局命运的终裁权，是捏在校长曹云祥一人手中的。曹氏开始时还不明就里，甚至傻乎乎地问这问哪，关注被荐者的学位与学问之高低大小。但随着事态的进展，曹氏才幡然醒悟，发现此事已与这些身外之物没有多大关系了，真正的“关系”是“以人为本”，是一种人际利害关系。正是这种人际关系令陈寅恪较为顺利地跨进了清华园的大门。事实告诉世人的是，就陈、柳、汤三人而言，其学问各有所长，柳乃陈寅恪启蒙时代的老师，汤在哈佛时与陈、吴二人不相上下，并称“哈佛三杰”。1948年，陈、柳、汤三人同被选为中央研究院人文组的首届院士。以此经历，当时的清华校长曹云祥从三人中选其任何一人都是合天、合情又合理的，但人们看到却是陈寅恪健步走入清华园那挺起的胸膛，以及柳、汤从朦胧的菏塘月色中黯然消失的背影。

                                  清华园荷塘匾牌

    需要继续补充的是，吴宓尽管号称“哈佛三杰”之一，但他当时在清华校长曹云祥眼中的地位并不足道，而王、梁二人的赫赫声名却有点“功高盖主”的意味，令曹不得不小心伺候。从梁在曹面前所说的那句：“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来看，当时的梁任公一定是绷紧了面容，甚至是声色俱厉的。在梁、王可能还有赵元任的合力围攻夹击下，已不是这位曹校长是否答应陈寅恪进不进清华的问题，而是转变成——假如曹云祥“牙丁半个说不字”，他自己能否在清华校长那把椅子上坐稳的问题了。在这样一种“夹道跑马不能回马”的严迫情形中，曹云祥最明智也是唯一的选择就是无条件地请陈寅恪入主清华园——尽管可能心中还有点不太情愿，以致让具体张罗的吴宓“费尽力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