撕下历史的“面膜”——读潘旭澜教授《太平杂说》 [复制链接]

吾生也晚，却是在“农民革命颂”的鼎沸之声中成长起来的。
据说，伟大领袖曾经指出：农民革命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若不信，有“雄文四卷”为证，其中第一卷第二篇就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众多“农民运动搞糟了”、是“痞子运动”的喧嚣声中，年轻的毛泽东走到了农民中间，同他们站到了一起。在经过了三十二天的实地考察后，毛泽东得出结论：“农民，在那里打翻他们的吃人的仇敌。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他们的举动好得很！”
其中的实际情形，毛泽东这样描述：“的确的，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子‘乱来’。农会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把你入另册！’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毛泽东强调，“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拥护这个变动，否则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场上去了”。因为“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为。”“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6页，1991年版）
现在回想起来，我少年时期（已是“文革”尾声）的农村抓革命，促生产，破“四旧”，斗地主等做派，俨然是二十年代农民运动的重现。我们所看到的书籍、所受到的教育，大量的是为“最高指示”作佐证的。于是，年少的我知道了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年的历史中，每一个朝代更替的最终动力都是“农民革命”。
从秦末的陈胜、吴广起义到东汉张角的“黄巾军”起义，从唐末的“冲天平均大将军黄巢”到北宋的王小波、李顺，从元末刘福通的“红巾军”到明末的李自成、张献忠，直到近代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太平天国革命”。这些事实证明：历史前进的阶梯是一次又一次的农民革命战争铺筑起来的。这也恰好验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人民群众是变革社会历史的决定力量。
时至今日，当我们终于可以不再迷信权威的话语，而能够独立地探索和发言；当岁月的清风拂去了笼罩在历史遗迹表面的尘埃，我们能够把探究的触角伸入长满青苔的历史隐秘的根部。我们终于感受到：迷雾正在散去，血淋淋的历史的真实一步一步向我们走来。
[img]读复旦大学潘旭澜教授的《太平杂说》，终于使我多年的疑惑得到了证实。

一、洪秀全何等人物？

洪秀全本名洪火秀，十四岁考取童生，随即乘胜考秀才，谁知竞历时十七年四次参考而失败。他曾经是一个自己很自负、被家里寄以厚望、被乡邻夸得飘飘然的读书人。这样一个环境里长大的得意青年，考一个小小的秀才竟然如此坎坷，对于他的打击是可以推想的。据查他“1837的第三次科场失意后大病四十余日，死去还魂后‘俱讲天话’”。这分明类似于今天某些意志脆弱的高考落榜者，失意后的轻度神经分裂症。如果说这时候的洪秀全有点亦疯亦癫的话，那还只是间歇性的。当他第四次落榜的时候，他的希望则彻底破灭了，羞愧、绝望、忧郁、不平、怨恨、愤怒、不甘沉沦、渴望报复、铤而走险……就构成了他整个的心路历程。于是“失意的老童生洪火秀，就成了激烈的造反领袖洪秀全。”
造反之前的洪秀全利用老百姓的愚昧，神化自己，蛊惑人心，借“上帝”的名义，“自称上帝亲生第二子、太平天日、太平真主、天下万国太平真主、天王、禾王、……于是成了半神半人的教主兼国王，要创造天下一家的地上天国。”“对于参加拜上帝会活动而又心怀疑虑或不满的人，就假借‘天父’、‘天兄’名义，加心责打，甚至‘一笔勾销’——杀掉。”造反过程中“天条之外，有禁律数十条”，“违反的人多数‘斩首不留’……更严重的是五马分尸。最严重的是‘点天灯’”。“按号命，凡参加太平军的人，一切财物都要变卖交公，卖不掉带不走的房屋则烧掉。”使你“一入营便没有了退路。”“还全家互为人质，一起踏上不归路”。
占领南京后，天下未定，洪秀全就开始了迫不及待地贪图享乐，极尽矫奢淫逸之能事，所修天王府，周围十余里，比现存的北京故宫大一倍多。“外为太阳城，内为金龙城。自金龙殿至最后面三层楼，共九进。里外雕琢精巧，金碧辉煌，极其气派豪华。洪秀全所用器物，连浴盆、马桶、夜壶都用黄金制成。宫中有88（一说108）个妻妾，一千多个‘女官’，外层有一千多‘男官’，专为他一人服务。泡在女人堆里，听着不停奏乐，连杨秀清要见，都要事先请求安排时间。”
据上所述，洪秀全所谓“农民革命领袖”、推动历史进步的“英雄”、“豪杰”之论，当然只能是指鹿为马了。所以，潘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不是‘匪’，不是‘贼’，而是一个造反得逞的农村小知识者，一个极端利己主义、目光短浅、胸襟偏狭、性格固执、有轻度神经病的准皇帝。……他吸取了历代皇帝的大量病毒，尤其是极端专制统治和极端享乐主义。然而，几十年来，顶着连他自己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光轮，被美化、被歌颂，以致于没有深入揭示他留下来的教训，这真是历史和历史论著的双重迷误”。

二、“拜上帝会”是一个什么组织？

欲造反，需先造势；欲造势，必先造神。从陈胜、吴广的“大楚兴、陈胜王”，到黄巢的“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历代的农民起义都在官逼民反的大前提下，充分借助各种鬼神人物和迷信故事制造舆论，煽动民心。不过是洪秀全、冯云山借助了西方基督教的“上帝”。他们以上帝的名义，自封洪秀全为上帝第二子、冯云山为三子，杨秀清为四子、萧朝贵为五子、韦昌辉为六子、石达开为七子。搞“天兄”、“天父”附体下凡的特权，行谋个人愿望和野心之实。“对于一般百姓，他们宣传独尊上帝，不拜邪神。信上帝者无灾无难，不信上帝者虎蛇咬人。上帝有无限权能，敬拜上帝则‘享福无穷’、‘天堂路通’。信了上帝再拜别的神就是有罪。”“另一方面，则将一切敌对和不合他们口味的人物、政治、文化，极力加以妖魔化。……清朝皇帝是阎罗妖，清朝一切官员都是清妖”。总之，汉、满民族矛盾，封建迷信，妖魔鬼怪都成了他们彰显自己、贬斥对方的招牌和借口。
洪秀全“其实并不懂基督教，更不是真要宣传基督教。英驻沪领事馆翻译富礼赐（R.J.Forrest）说‘天王之基督教只是一个狂人对神圣的最大亵渎而已’。洪秀全的启蒙教师罗孝全（I.J.Roberts）也说，他‘不是我来传布耶稣基督的福音……而是要我来做官，传布他的教义，并且叫外国人来皈依他自己。’”他以梁阿发编纂的传教书《劝世良言》为底本，加上自己诱发的想象，揉和传统思想的诸多内容，加之自己的顺势思考，便创立了挂羊头卖狗肉的宗教组织——“拜上帝会”。
他的教义中，“比如‘自古君师无异任，祗将正道觉斯民’，只有臣错没有君错，只有子错没有父错，只有妻错没有夫错，‘妻道在三从，无违尔夫主’，‘今上帝圣旨，大员妻不止，无责之人，只娶一妻’”等等，明眼人一看便知，这里面搜罗和渗透了封建皇权思想、“三从四德”观等等专制、愚弄百姓的陈滓，而又披上了基督教的外衣，实际是他自创的洪氏教义。“也就是说，他要握有君权和神权，要做国王和教主，对臣民实行从物质到心灵的绝对统治”。
再看太平军举办科举考试的考题，如“天父七日造成山海颂”、“天王东王操心劳力安养世人功德巍巍论”，“立整纲常醒世，莫教天光鬼迷解”，“禾王作主救人善”，“诛残妖以安良善策”等等，完全是为洪、杨歌功颂德，要求百姓顺从统治，谩骂清朝政府与传统文化，美化暴政、宣扬教主崇拜之所为。说今天小狗的“此处为论坛禁止的文字”邪教的歪理邪说与“洪氏教义”如出一辙实在没有什么冤屈得了。
所以，潘旭澜教授指出，“这种洪氏宗教，披着基督教的外衣，拿着天父上帝的幌子，以中国奴隶主和封建帝王的腐朽思想、条规，对他控制下的军民实行极其残酷的剥夺与统治，实际上是一种极端利己主义的政治性邪教。”
那么，“拜上帝会”也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反科学、反人道、宣扬教主崇拜、祸乱天下的邪教组织无疑了。

三、“天国”——“天堂”乎，“地狱”乎？

席卷江南，定都天京，太平军发展到了鼎盛时期。此时，除继续北伐、西征，扩大战果外，按照洪秀全等主流人物的观点，该建设和享受了。可这同时，也该是他们兑信“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天国的承诺的时候了。造反的目的既然是“天下一家，同享太平”，人人平等，那么，流动作战历史的结束，就应该是理想家园建设的开始。
事实确乎如此，“洪秀全进城第二个月，就大肆改建扩建两江总督府为天王府”，范围达“周围十余里，比周围约三公里的明清故宫大一倍多。外为太阳城，内为金龙城。自金龙殿至最后面的三层楼，共九进，表示九重天庭之意。墙壁用泥金彩画，地面铺大理石，门窗用绸缎裱糊，栋梁俱涂赤金。里外雕琢精巧，金碧辉煌。”“洪秀全所用器物也十分奢侈。比如，叫人为他造了二十四只金碗，配上近尺长的金筷子，甚至浴盆、马桶、夜壶都用黄金造成”。天王府里“还有‘职同指挥’的官员一千六百余人，宫女一千余人，都专供他一人驱使。”妻妾美女逐年增加。至88（亦说108）人。此外，他还“强化圣库制，用以敛聚金银财宝。”“截止1853年底，总圣库其它物资不说，‘实有银二百六十三万两，银首饰一百二十五万两，赤金叶、条、锭、饼、首饰实有十八万四千七百余两，钱三百三十五万五千串。”
洪秀全如此，其他王亦不在话下。杨秀清作为大权在握的九千岁，相去自然不远，仅仅从他出门“仪仗队数千人，如迎神赛会，”就可明白。
据查，“李鸿章攻占苏州时，惊叹忠王府为‘神仙洞窟’”。
自此，我们明白了，理想“天堂”是建立起来了，但那是属于洪秀全、杨秀清等诸王及极少数人的，是他们以上帝的旗号，通过战争掠夺老百姓所创造的和历史积累下来的社会财富为自己享用，而这些是成千上万无辜百姓和士兵，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其实，这种“革命目标”，对于极少数发动革命的“始作俑者，”是早就期盼已久，甚至是预谋已久的。显然，在他们这里，“革命”，成了其谋取个人私利的最眩目的“借口”。如此，他们自己的目标是达到了，但是为他们的目标而冲锋陷阵的士兵和他们统治下的人民如何呢？让我们继续展开画面：
——大量清除“妖”人。“清朝官员、满族百姓、僧尼道士、缙绅、商人、知识者，皆被视为‘妖’，掳掠屠杀不在话下。……对于‘满州鞑子’，更加骇人听闻。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杀光。许多汉人、满人，不甘受辱而被杀，就全家或数人一同自尽。整个南京，在极其恐怖与血腥之中”。
——分男行、女行。“不但军中仍然男女分开，而且将整个南京变成大军营，原来南京的男女居民，也统统实行军事化，分别编入男营、女营。”“不但夫妻之间不能有‘奸淫’——性生活，即使是丈夫探看妻子，儿子探望母亲，也‘只宜在门首问答，相隔数武（步）之地，声音务要响亮’”。这种严重悖反人性的命令，竟然实施长达两年之久。
——废止商业。外国使者到南京时，“既未看到商店，也无任何物品陈列求售，更不可能得到出租的船只、肩舆或马匹”。“既然一切归圣库，实行供给制，不得有私人财产，那么废止商业便顺理成章”。
——摧残文化。由于早年的四考秀才而不取，洪秀全对传统书籍和文化人怀有一种偏狭的强烈的仇视心理。这从他砸孔子牌位和压制冯云山等文化人的做派便可知晓。占领南京后，太平军又在洪秀全的命令下，“毁夫子庙、烧寺院古迹，废除私塾书院，严禁古书流传。”“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比秦始皇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繁重的劳役。“许多青壮年，被驱遣到城外建营垒、砌砖石墙、挖沟壕，在城内大街小巷造望楼”。同时，还有大量的劳动力被投入修建诸王王府。连妇女老弱，也参与抬石头等。“谁敢口出怨言，让监督者听到，就会一刀斩了。”
至于对普通军民严禁烟酒，婚丧要按照洪氏教义仪式，官轿出行军民回避不及当跪道旁，平时不得口角打架……凡有违反，“斩首不留”。“诸如此类，多如牛毛的严酷戒律，难以一一细说”。
此外，还有洪、杨内讧，血洗东王府，诛杀韦昌辉等等变故中，数万将士及无数无辜百姓血流成河、尸堆成山。不仅粉碎了“人人平等、共建天国”的美梦，也撕破了“兄弟”情谊的伪装，更让南京城这座历史名城变成了凄风苦雨的人间地狱。自此，所有不管当时还是后世的一切美誉之词，当可以寿终正寝了。

四、农民不断起义，历史进步了吗？

自秦以来中国历史两千余年，无论秦氏王朝、李氏天下，还是赵氏江山、朱氏帝国，确实都是在农民起义的硝烟战火中土崩瓦解的。这里面，那些被暴政和天灾逼到了生活绝境的农民（流民），爆发出了惊世骇俗的力量，他们成了每一个腐朽王朝的最终掘墓人。他们为生存而战本来无可厚非。况且中国的农民历来忍辱负重、逆来顺受，不到最后关头，一般是不会铤而走险的。这当然是统治者的苛捐杂税、横征暴敛逼出来的。所以，官逼民反，不得已而为之。我们本应同情这些走投无路的底层农民，绝无恶意贬辱他们之意。
但是，要说他们这种疾风暴雨、尸横遍野、砸乱一切、推倒重来的“暴力革命”，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的话，则是难以让人信服的。
仔细考察一下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革命，我们发现每场风暴中，都无一例外地照搬了这样一些方式：杀戮、掳掠、砸烂、捣毁、纵火。且其手段之毒辣、状况之惨烈、祸害之深远，往往令后世谈之唏嘘色变。
“阿房宫，三百里”，“楚人一炬，可怜焦土”。西楚霸王项羽一把大火，咸阳城一片灰烬。更不用说历时四年的楚汉战争，多少生命抛尸荒野；“黄巢杀人八百万”，便是民间对唐末农民起义领袖黄巢的最直接描述；张献忠在四川建立“大西国”，更是杀得千里无人烟；太平军据南京十余年，使得原本人口八十多万的繁华古城，“到1864年被湘军攻下时，只剩下三万多人（一说一万余人），除一部分逃走和放出就食者外，主要是非自然死亡。”
庚子年，义和团进北京，干得最有声势的事情有二，一是攻打东交民巷，二是将首善之区，变成一片火海。连续纵火二十余日，任你教堂、洋楼、店铺、民房、文物古迹、历史名胜，通通都灰飞烟灭，在烈火中干干净净。
同时，太平军起义，“引发的长期内战，据人口史专家统计，使江浙两省各有约一千六百万人口减少，南方各省减少人口总数约七千万。如此生灵涂炭，是史无前例的。中国最富有的地方，难以计数的物质财富受到破坏，生产力极度萎缩，商品经济受到毁灭性地摧残，传统文化被不加区别地扫荡殆尽。”（《太平军真相》潘旭澜，见《皇帝与流氓》，太白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最为严重的是“内战与外国侵略，使中国丧失了近代化的最后机遇”。（同上）本已举步维艰的清政府被拖得精疲力竭，元气大伤，以致鸦片战争爆发后，只能任人宰割，再也没有还手之力。
“由此便可领教，凡‘革命’或‘造反’的激情泛滥的年代，也必是全民亢躁和集体无意识之时，自然更是痞子、亡命徒、冒险分子、流氓无产者的癫狂大发作之日，于是，正常秩序被颠覆，整个社会陷入疯狂状态。“（《义和拳百年祭》李国文，见《皇帝与流氓》，太白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可见，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由于受“农民”自身身份弱点的影响，他们目光短浅，行为偏激，缺乏先进的理论引导，更不可能与先进的社会生产力联系起来。他们的武装斗争，有可能获得短时期的局部的成功，但这种“成功”，却是以社会的大动荡、大破坏、社会财富的大毁灭，生产力的大倒退为代价的，是以数百万计军民的鲜血、生命为代价的。
李国文先生在另一篇谈论义和团的文章中说，“当义和团把造反的目标，从针对腐败无能的满清政权，转变成为统治者的看家犬，马前卒，就谈不上什么革命了。他们以施虐异教徒为已任，以镇压革新派为目标，以消灭一切文明进步的事物使愚昧泛滥，以否定所有求变改革的思潮而迷信猖獗，这种与统治阶层沆瀣一气的行为，还能对历史发展起到什么动力作用呢？”（《老太太哭了》，见《皇帝与流氓》，太白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我们不排除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队伍中，有真正致力于变革社会、发展生产力的人物，但是“大凡革命潮流狂飙突起的时候，总是一个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局面，既有自觉的、真正的、诚心诚意的革命者，也有被胁裹的、随大流的、起哄架秧子的，趁机捞一把的革命者，更有实质上的伪革命和反革命的革命者，这都是很正常的现象。”（《义和拳百年祭》，李国文，出处同上）所以，即使有真正清醒的领导者，他们也往往在胁裹之中难有作为，根本不可能扭转农民起义的主体破坏作用的局面。
还有，我们知道，生产力是人的劳动能力。在科学技术水平低下的状况下，保护好青壮年的劳动能力，应该是发展生产力的最有效的前提。但是，战争中的生力军恰恰是青壮年。青壮年都战死沙场了，谁来发展生产？谁来发展经济？社会又如何真正进步？况且，农民和流民本身就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他们凭什么推动社会进步？
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社会进步时，认为暴力革命只是一种极端形式，他们从来就没有否定“和平改良”的作用。1893年，恩格斯在回答《费加罗报》记者的提问时，言简意赅地说：“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晚年恩格斯还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策略，应依据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观点，指出，在资本主义发生了变化，即处在相对和平发展的情况下，工人阶级政党要善于利用资产阶级民主制和普选权进行合法的斗争。
作为太平军的同时代人，马克思“1853年对太平军曾寄以热切的期望，但到1862年，当他了解了事实真相后，他用德文写道：‘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老统治者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象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对立与停滞腐朽，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思想家的眼光是深邃的。万里之遥的马克思比我们更能一针见血。
更有学者指出，如果农民起义真能推动历史进步的话，那中国历史上那么多次的农民起义，每次只推动一点，中国何致于如此落后呢？何致于在鸦片战争中那样不堪一击？
[img]如此，《太平杂说》，既是为历史正名，更是张求是治学之风。
2002年8月
[img]注：《太平杂说》，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九万在前面提到了“太平天国”，故而贴出此文。

很深刻!

谢谢雪峰老师！
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在起事前很多都带有“邪教”色彩。比如黄巾起义、方腊的起义、红巾军起义、白莲教起义……还有湖北雪峰文章中所说的“拜上帝教”。对这个现象不知雪峰老师有没有研究？

九万:请认真读文章第二部分。

是我的粗心，呵呵。请老师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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