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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史览书]论“格物致知”(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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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潜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系列
      论中国人类学的根基,传统文化的本源,儒家文化的命脉,自然的形而上学
                             ——“格物致知”(八)
                                  一个悬置二千多年的儒家文化疑案之破解探索)

                  
                第     “郁郁乎文哉”的“太阳”之“格物致知”

     我们先来看一看令孔子大加赞赏的周文化,孔子的原文是:“ 殷困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围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其意思是说:周礼是借鉴于夏礼和殷礼,并在夏礼和殷礼的基础上演变发展而建立起来的,多么文采丰富而完善啊!我遵从周礼。
        孔安国注:“,视也。言周文章备于二代,当从之
        邢《疏》:“郁郁,文章貌。言以今周代之礼法文章,回视夏商二代,则周代郁郁乎有文章哉。周之文章备于二代,故从而行之也
刘氏《正义》引《汉书礼乐志》:“王者必因前王之礼,顺时施宜,有所损益。周监于二代,礼文尤具,事为之制,曲为之防。故称礼经三百,威仪三千。孔子美之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由《汉书·礼乐志》的解说,则知周公制礼时,是以夏商二代之礼,加以损益,并根据周代的“三教先忠”循环,而“忠、敬、文”的“文”之形式表现,故其“制”为“郁郁乎文哉”,而成为有文章的周礼。古注虽依《说文》以“有文章”解释“郁郁”,但三代礼文既以周礼最为完备,则“郁郁”二字自然包含“礼”的本质与条文,两者兼备,而相平衡。也就是“文质彬彬”之意“文”与“质”平衡,无过,亦无不及,就是恰到好处的中庸之道。所以孔子赞美周礼之后,即说:“吾从周”《礼记·中庸》亦记孔子的话说:“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孔子的意思,就是说:“我办政治,即从周礼,依中道而行
     周代何以要“文哉”呢?据《白虎通》的“三教先忠”,周代的“文哉”是有前二代之“因”的必然致“文”的结果。所谓的“三教”,就是指夏、商、周不同的文明特点。这个特点就是:夏人“尚忠”,商人“尚敬”,周人“尚文”。这“三教”之间是什么关系呢?该文载:“王者设三教何?承衰救弊,欲民反正道也。三王之有失,故立三教,以相指受。夏人之王教以忠,其失野,救野之失莫如敬。殷人之王教以敬,其失鬼,救鬼之失莫如文。周人之王教之以文,其失薄,救薄之失莫如忠。继周(秦)尚黑,制与夏同。三者如顺连环,周而复始,穷则反本。”由此可见,司马迁在评儒家时说“儒者博而寡要”是与此说相通,并是有历史根源的。同时也说明,“太阳崇拜”之“儒”文化是与夏、商两代的制度形式相继承的,早有历史渊源的文化,并非是只从周代才开始,只不过在周代更趋完善,在“文”上反映得“郁郁乎”而已。
     《白虎通》还说:“三教所以先忠何?行之本也。三教一体而分,不可单行,故王者行之有先后。何以言三教并施不可单行也?以忠、敬、文无可去者也。”意思是说,这“三教”本来就是“一体”的,故不能单独实施,而是有主有次,主为主导,次为辅助。
     《白虎通》还以董仲舒的“天人相应”解说“先忠”的道理,他说:“教所以三何?法天、地、人;内忠,外敬,文饰之,故三而备也。即法天、地、人各何施?忠法人,敬法地,文法天。人道主忠,人以至道教人,忠之至也;人以忠教,故忠为人教也。地道谦卑,天所生,地敬養之,以敬为地教也。”而周代的“文”,则是效法“天”而形成的,天上的代表是太阳,与周代的天命为“火”吻合,故周代的“文法天”也是制度要求的必然,周代也确实是以太阳为“格物致知”之“物”而构成“文”形式的礼仪,也是“傧鬼神,考制度”而制“礼”的根基。
     由上述记载可见,“三教”由“忠”、“敬”循环到周代时为“文”,到汉代时又循环地转到“忠”,所以“三教先忠”在汉代成为社会上最流行的行为,也成为当时社会所最为需要的时代精神。例如东汉时的“三国”中,关羽便是被歌颂其“忠义”的典型代表。同时在东汉也积淀构成了《忠经》的形成。至宋、明时代的儒家对“忠”评价为“天理”。如二程说:“忠者,天理也”。
     根据“忠法人,敬法地,文法天”的“三教记载,周代的儒家继承前两代的“教”后产生的“文教”,并且,这个“文”是“文法天”的第三“教”。周代的“文法天”应该是效“法”什么呢?也就是“文”以什么来“格物”达到“致知”呢?进而被孔子认可,盛赞“郁郁乎文哉”,继而表态:“吾从周”呢?
         “郁郁乎文哉”的“文”,是在周代“其事则火”的“天命”中产生的,说明周代的“太阳崇拜”是在“周监于二代”的基础上,进行了“文采”和“人文”方面的完美结合,是“顺时施宜,有所损益”的优化、创新和发展,故而显得“郁郁乎”。
     从儒家文化是在“太阳崇拜”文化的角度上,通过“形而下(之谓器)”的“太阳”进行“格物”,达到“形而上(之谓道、谓学)”的“致知”,形成的以“太阳”之“道”,统“人文”之“德”,以“德”为“教”,以“教”修“(人)性”,以“公(阳)”为“本”,以“公(与私相反)”为“礼”,构成“大公无私”的“克己复礼”。所谓“克己复礼”就是“克己奉公”、“克私复公”、“克阴复阳”、“光明正大”、“大公无私”。而“大公无私”的“克己复礼”,就是中国古代封建“公有制”之“国”就是“家”的理论基础,也是“平天下”的根基。在此理论基础上,以“礼者,傧鬼神,考制度也”为前提,形成的“文以载道”,而且这个“文”是较前两代更具文采,有“文”有“质”,是“文质彬彬”的文化,故而令孔子大赞“郁郁乎文哉”的“文”。
     下面,我就列举儒家对“太阳”进行“格物致知”,所体现的“郁郁乎文哉”体系:
     1、周代为什么要“以德治国”?
         周代是以“火德”之“天兆”得天下的,故“太阳”之“道”转化为治理天下的“普世”之“道”,将“太阳”之“德”转化为人文道德的“普世”之“德”。在中国文化的格式化中,“太阳”为“阳”称“德”,“月亮”为“阴”称“刑”。据明代张岱的《夜航船•日月》之《天官书》在对日蚀月蚀的记载中说:“圣人扶阳而尊君,曰:‘日,君道也。’于其食,谨书而备戒之,日食为失德,月食为失刑。”从“日食为失德”看“日”与“德”是对等的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出,“日”就是“德”。以“火”为“天命”的周代就是在实施效忠“天”的“日,君道也”,以“太阳”之“道、德”治理天下,是不违背“天命”,或谓“天命不可违”的“替天行道”。这就是周代为什么以“太阳”为“格物致知”之“物”,并确定“以德治国”为治国方略的根基本和基础。
         2、周代以“太阳”为“格物致知”之“物”,是如何体现的“郁郁乎文哉”的?请看下列“格物致知”的对应表所反映的“太阳”之“品格”:
周代以“太阳”为“物”的“格物致知”与儒家文化体系对应表
  
周代以“太阳”为“物”的“格物致知”与儒家文化体系对应表

格    物
  形而下
自然的太阳

致    知
  形而上
人 文 道 德


儒家的人文理论表现及言论
光明正大  亦为“正大光明”的反置。故宫中有“正大光明殿”,是天子与君臣议政的主殿,以效法“太阳”的“正大光明”和体现、象征着“光明政治”。
天下为公   “太阳”是“公”、“阳”的总代表,有天上的太阳,便有天下的光明;“太阳”以“天下”为己任,体现为群体的“公”、天下之“公”;在太阳的照耀下,天下一片光明,针对黑暗之私,是另一层含义的“天下为公(阳)”。



不  息






自  强



    是儒家“弘毅”、“任重道远”的理论根基
   【实为“自强不息”的反置。源自《象传·乾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孔子在《论语·子路》中宣扬奋发进取精神时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为也。”《论语·述而》中孔子说:“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孔子是“知其不可为而为者”。是“刚毅木讷近仁”的自强不息者。邹守益《东廓邹先生文集》巻一载:“自强不息,学者之所以希矣。……息则与天不相似矣。故曰:……此千圣相传之心法也”。文天祥在《文天祥全集》巻三中说:“臣闻天地,与道同不一息;圣人之心,与天地同不一息;……然则道不一息,天地亦不一息。天地之不息,固道之不息者为之。圣人出,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亦不过以一不息之心充之。……臣之所望陛下者,法天地之不息而已。”】







浩然



























正气




















    儒家“养吾浩然之正气”的根源,即既要明辨是非善恶,也要有脱离低级趣味的正义与至善的人格状态。          
    【孟子说:“吾善養浩然之气。”其弟子公孙丑曾问孟子,“敢问何谓浩然之气?”孟子答:“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養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见《孟子·公孙丑上》)文天祥在《正气歌》序中说:“是殆有養致然,然尔亦安知所養何哉?孟子曰:‘吾善養浩然之气。’彼气有七,吾气有一,以一敌七,吾何患焉。况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气,作正气歌一首。”
有“浩然之气”者可称为“士”。《论语·八佾》:“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子路》:“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士矣?’子曰:‘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之士矣。”《孟子·尽心上》:“王子垫问曰:士何事?孟子对曰:尚志。曰:何谓尚志?曰:仁义而已矣。”
    “士”的这种“尚志”的精神状态,就是“浩然之气”。这是中国正能量的中坚力量,称之为“仁义之士”,指代“浩然正气”。其中提到的“耻”,后儒认为是立身之本。顾炎武在《亭林诗文集》卷三中说:“耻之于人大矣。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不被其泽。故曰:‘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矣。’呜乎!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
    “大丈夫”品格:“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孟子·公孙丑下》:“焉有君子可以取货乎?”《荀子·修身》:“士君子不为贫穷怠乎道。……君子贫穷而志广,隆仁也。……君子能以公义胜私欲也。”《论语·卫灵公》:“君子谋道不谋食。”针对男人(阳)的要求是“安贫乐道”。此“道”就是“太阳”之“道”,“无欲则刚”、则正、则大、则明。
    “仁义之士”在“义”上是尚义远利的。“义”本意为“仪”,《周礼·大司徒》:“故书仪为义。”当“义”与“利”对举,“仪”与“礼”联系形成“礼仪”时,可知道“克已复礼”与“克己奉公”的关系,“礼”就是“公”;也知道义与利反应的是公与私。《国语·周语上》:“行礼不疚,义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卷二:“义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可见“义”指向的是“天理”道德,“利”指向的是人情私欲。《论语·八佾》:“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当然,是人就应当谋生,个人的谋生就是“私”,但谋生之私与义的关系是,在保证“义”不受损的前提下:“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见《论语·季氏》)《论语·宪问》:“见利思义,见危受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

舍(生)身

取(仁)义
    太阳燃烧自己,“柔生”万物,施恩天下,不求回报。
   【董仲舒提出:“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程氏、朱熹提出:“存天理,灭人欲。”在《论语·卫灵公》:“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告子上》:“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后汉书·李杜列传》:“生与理全,死与义合。”
坦荡荡                 实为“君子坦荡荡”的反置。有“浩然正气”者,必然像阳光一样,是“光明正大”的“坦荡荡的君子”。
   《论语·述而》:“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


            
      儒家伦理体系礼、仁、义、智等等伦理体系的根源,详见拙文《儒家伦理体系与太阳文化

普天同照

天下大同
    太阳一出天下白,“普天同照”、“天下公平的享受光明”的自然之“道”,由这种现象,引伸出儒家的理想社会“天下大同”。同时,也是“治国、平天下”的“形而上、下”之依据。
    【《礼记·礼运》载“天下为公”的“大同”时代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不闭。是谓大同。”】

存天理 灭人欲
儒家的“天经地义”理论根源
刚正不阿 无欲则刚

  











悬壶安民








  
    儒家:不为良相,是良医。
    【《孟子·尽心上》:“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荀子·修身》“士君子不为贫困怠乎道。” 北宋林亿曾言;“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不同人曰技。斯医者,其实儒者之事乎?” 余姚邵晋涵序《神农本草经》:“儒者不必以医名。而知医之理,则莫过于儒者。春秋时,和与缓,神于医者也。其通周易,辨皿虫之义,医也而实儒也。世之言医者,必首推神农,然使神农非与太乙游,则其传不正,.
         中医学以阴阳五行学说为纲,《黄帝内经》是中医理论的基础,而黄帝内经乃至其它中医经典中的众多理论又源自周易。特别是内经一书,全面汲取了周易的精华历代医学名家,无不在周易上下大功夫,于是易医之理交相辉映的医学名著不断涌现。人们深刻体会到,不知易,便不足以言知医,不知易,不足以为大医。
古代的合格的好医生,都必须懂得阴阳禄命,五行休旺,七耀天文等。古代医圣药王,孙思邈在千斤方中写道: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南、范东阳、张苗等诸部经方。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周易、六壬,并须精熟。如此方为大医。
儒家有“上医治国,中医治人,下医治病”之说,证明儒家与中医有本质上的联系。
                 儒家的“亲亲”、“孝”情之根源。
信守季时 忠、诚、信   儒家的“忠于职守、诚、信”之源


       3、“太阳”之“道”与人文“教”“载道”
     儒家“太阳”为“格物致知”之“物”,让自然的太阳与人文结合在“载道”上,体现在“郁郁乎文哉”,“一道同风,四夷来王”的记载中
     儒家的这种“郁郁乎文哉”,还体现“天经地义”上,“一道同风,四夷来王”的“天朝”文化之形成上。这就是以各种人文文化“载”太阳之“道”,形成了一个全方位的“网络”,这个“网络”大致是用下方式表现出来的:
载 道 形 式     载        道        内         容
祭以载道     各种祭礼以“夏季、天”为“祭”体现。周代为“火德”,所以用“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理论来制定政治、经济、文化的统治方略时,就以“太阳”之“德”为统治的理论依据。而属于南方之楚的“离卦”就是“太阳”,主司的是“夏”季,故《周礼•春官宗伯》载:“凡(大型)乐事,大(型)祭祀、宿县,遂以(乐)声展(现)之。王出入,则令奏《王夏》;尸(受祭的死者)出入,则令奏《肆夏》;(用于供祭祀和宴享的牛、羊、猪等)牲出入,则令奏《昭夏》。”《礼记•钟师》记载:“(钟师主)掌金奏。凡(大型)乐事,以钟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纳夏》、《章夏》、《齐夏》、《族夏》、《夏》、《夏》,凡祭祀,飨食,奏《燕乐》。”在这“九夏”中,均后缀以“夏”字,可见其崇拜“火德”的礼仪,是以“夏季”为“道”之载体的。












政以载道







     根据中国传统文化的格式和公式,以“阳”为“德”,故,周代的治国方略为“以德治国”,以体现崇拜“太阳”之“德”的“政教合一”,其统治方略的形成,圴是通过“傧鬼神、考制度”,形成的儒家“文”化体系,以“克己复礼”为社会公德,体现其核心文化“一心为公”的精神,并用“礼乐”为“教”的方式,以“乐所修其内,礼所修其外”的“乐教”构成中国特色的宗教。通过“格物致知”,品格太阳的道德,要求对太阳道德的崇拜要“诚意、正心”,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宗教目标和由“小我”变成“大我”的过程,为人做事讲究“光明正大”,有“浩然正气”,天下要用“向明而治”的政治,天子要“坐北朝南”,面向光明的处理天下政务。还通过“君为阳,臣为阴”的朝拜方式,让大臣“北面称臣”,以体现对“天、天子”的敬奉,表现君臣一心一意“事天”的“替天行道”。儒家文化还强调“慎独”,对个人的修养尊“教”表现在无时无处,特别是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更要体现“克已奉公”的品格。以“太阳”为“教”突出“公”即“礼”,以天下苍生的幸福生存为己任,强调要以太阳的“生生之仁”为念,行为要“止于至善”。为政要“廉洁奉公”,要“存天理,灭人欲”,并以“公”为“善”,“私为恶”的理念为人文之“道”,突显“施恩不图报”的太阳之德,用“以德服人”的行为感染人,教育人。为天下的公平而奋斗,“格物致知”的最终目标,就是像太阳一样,公平地照耀天下,即所谓的“平天下”。政治统治的衡量标准,以“红色”的“人心为道”,成败以“得人心者得天下”来检验。……等等。
     需要指出的是:太阳的道德讲究“刚柔相济”并非是一味的柔弱,故儒家的品质虽是文质彬彬,却有一身的浩然正气,犹如“儒将”一样,能文能武,有勇有谋,行为有礼有节,是非分明,具有一种在正义面前令人亲和,在邪恶面前让恶人胆寒的气质。儒家并非是柔弱迂腐的代名词。这种现象与后来的“格物致知”的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疑案,让儒家文化在行为的发展走上歧路,加之其本质上因“文”,而存在“薄而寡要”之弱点有一定的关系。
      儒家文化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文化,也是审时度势、与时俱进,在新环境下不断革新的民心即道心,民心即天心的为人民服务文化。
史以载道    《春秋》以记史,反映出儒家的道德观念,并以史为镜,“以先王之道濡其身”,教育后代,在继承和发展中以为范本。
文以载道    各种文献载“太阳”之“道”。如《周易》、《周礼》、四书经、文学、艺术、音乐、戏剧武术等等。
言以载道    西周时,每次说话,前面都要加上《诗经》的诗句。这种现象就像“文化革命”时讲话要先引用“毛主席语录”一样。
行以载道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知行合一”,其最终的目是“平天下”,而所谓的“平天下”,就是“天下大同”的另一种说法,是以“太阳”的“大公无私”、“普天同照”为榜样,将“太阳之德”以人文的形式落实到行动上,进而惠及自然、人间。
制以载道    以德治国、礼制、乐制、井田制、国家制等等。《礼记·礼运》载:“礼者,傧鬼神,考制度也。”
教以载道     宗教、政教、教化、教育、乐教诗教、史教与“太阳”之“道德”合。
南以载道方位载道。其中“南面”是“向阳”之“道”。《说卦》云:“离也者, 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者。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可见,“南面”就是中国“光明政治”之说法的起源。
风以载道将《南风》列于《诗经》首篇,以“南”体现“向阳”之“道”的风俗南风》是儒家“乐教”的根基。根据“五音”与五方位的配置,南方五音为“徵”,故儒家有“徵动心而合正礼”的标志,且记载“四夷之乐,唯南合于雅”。以南方为标志的音乐即在江汉流域,有“滔滔江汉,南国之纪”的记载,而这里也是《四面楚歌》所唱“鸡鸣歌”之发现地域。有“2000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的楚国大型遗址,其范围达108平方公里,是楚国从春秋到战国晚期最辉煌时代的楚国中心遗址。《楚辞》中代表性的“兮”,至今在这一带的方言中,仍然在频繁地使用。《钟仪楚奏》中的钟仪,是这一带的第一任县官,当时叫“郧公”。史载当时的典故叫《南冠楚囚》,他所奏的音乐叫“南音”,其后典故衍变为《钟仪楚奏》。这一典故的记载与衍变,说明“南风”与“楚歌”是相通的。楚国是以“火”为信仰的南方民族,其《周易》的《离卦》就是南方之卦,其卦像为“鸡”,“鸡”为“德禽”,更重要的是“鸡”知道天时,有“知时鸟”的美称,可谓是“太阳的使者”。故与周代的“火道”信仰吻合。
俗以载道     “日,君道也。” “上行下效”以为“俗”,将太阳文化落实到人的风俗习惯中,形成“俗以载道”。例如,“火”为红色,在中国人的风俗中便崇拜“红色”,有“红喜事”之说,还认为“红”能驱邪。“红”与术数“五”是一个文化链,故又有“红五”之说,这种联系与自然中飞溅的火星是“五角形”有关,故儒家的理论多以“五”为制,如“五常”、“五音”、五脏、五方、五行等等。

载道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说明了“人”就是“天”,人就是“道”,人就是“自然”;从另一个层面来说,“人”就是自然、小宇宙之的缩影和载体,如人体的“五脏”与“五行”、“五色”、“五味”吻合,并形成中医、中医药、针灸理论,故说“人载道”。因此,“道”存在于人无时无刻都不能离开的生活中,让生活知识与德性统一于人身而能自悟,自身之体的阴阳五行平衡之“道”,是每个人能否健康生存的根本和前提,可以令其能够与自然和宇宙在行为上统一,并在人的生存中品味“道”的精微,感知天、地、道、命、性的关系,进而作出“合命题”的选择。
载道     将人体的“人心”与“红(赤)色”结合,与“太阳”之“色”挂钩,形成儒家的“心性”文化,亦成为“以德治国”的“得人心者得天下”的文化链成为中国首创的抓“思想政治工作”的首创之源。人体的“五脏”与“五行”关系是中医的理论基础,也是中国“天人合一”之“道”的体现。同时,也是“儒、医”相通的体现。
物以载道     中草药与“五味”、“五色”和人体“五脏”的关系,形成中国的中草药学,构成天地间有一物,必有一制者也”之医疗的“制衡”之“道”。同时,也成为“养生”的借鉴之“道”。人体与食物、植物的关系之“道”,又从另一个角度论证了中国传统与本土文化人类学中,人与自然的“天人合一”和中国是自然崇拜的现实。
谋道不谋食    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 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君子谋道不谋食”还包含着一种敬业精神在内。“君子忧道不忧贫”,自己的追求还是不能放弃。
天经地义载道     “天无私覆,地无私载”,天地的无私就是人文之“道”的榜样,也是天经地义的核心。在这个“大公无私”核心文化的坐标下,又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为自然的阴阳之道,上升为人文之“道”。同时,天地间历久不变的“阴阳五行”之“常道”,以“物事之类,无所不载”之“牢笼天地,极古今”的天衣无缝网络结构,与儒家的理论体系完全融合,构成儒家的凝聚力和不可颠覆性。
天地秩序载道      天上地下的自然阴阳现象,根据“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中国传统文化格式,构成人文的等级秩序,形成“天尊地卑,男尊女卑”的对应,这个“卑”是上下级关系,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同时也是辅助和不可或缺的关系,却绝不是卑贱的、低贱的、被歧视的意思。这种上下的秩序,在人文的各个领域均有反映,如长幼有序、尊老爱幼、男女有别、君臣关系、国与家的关系、家族制度、社稷传位的嫡传、师徒关系等等,甚至结合“忠孝节义”构成社会的文采和社会公德的组成部分。尊上爱下,成为行为规范,也成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文化准则,其中也隐含着爱国主义的元素,也是“礼仪”的重要表现形式和组成部分之一。

    
       上述的载道形式与内容,也只是大的归纳。其实,儒家文化的“公德”与天经地义的理念,在历史的发展中,已经深入人心,融入中国人的血肉、骨髓之中,并渗透到各个领域,例如还有家谱、族谱中的派系、家风家教、乡规乡约、行规……等等。甚至连落草为寇,也是“盗亦有道”。儒家之道已经是无孔不入,被形容为“儒如五谷”,成为中国人每日不可或缺的精神信仰需求和日常的行为规范。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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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线侯学义

沙发  发表于: 02-23
学问太深了,吃不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