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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史览书]论《离骚》之“离”与潜江劳动民歌——“阳歌”(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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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首发
潜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系列
    论《离骚》之“离”与潜江劳动民歌——“阳歌”(四)


             三、关于《离骚》之“离”与“鸡鸣歌”

    据《战国策·楚策》载:吴国三战攻入楚都郢,蒙谷(人名)

    “遂入大宫,负《鸡(离)次之典》以浮于江,逃于云梦之中。”

    又据诸氏《江考》引《旧事》载:
   “遂入大宫,负《离次之典》,以浮于大江,逃云梦之中。”

   刘向《别录》曰:

    “《鸡次之典》,或曰《离次之典》。离次者,失度之谓也。秦灭楚,书遂亡矣。”

    鲍彪曰:

   “鸡次之典,楚国法也。鸡亦作离,是所以治离局者。”

    吴师道曰:

    “是时典守者皆离其局,(蒙谷)故负其典以逃。”

    在上述之载中,刘向、鲍彪、吴师道对“离”的理解,均与司马迁和班固对《离骚》之“离”的注释如出一辙,即“离”有“离开”之意,却未注解楚国的法典《离次之典》为什么又称《鸡次之典》。鲍彪虽然说了“鸡亦作离”,但“鸡”为什么可以作“离”呢?“鸡”怎么可以“治离局者”呢?没有下文。而吴师道注解这一法典,则更是“一枝独秀”的最大“奇葩”,在他看来,这部法典的名字就是为后来的法典守卫者为逃命离开“其局”而取的,只因为“典守者皆离其局”,于是这部法典便有了《离次大典》的名称,由吴师道之观点所见,这些“典守者”太“功不可没”了,不然,这部大法典还没有名称,我们也不知怎么称呼这部令“百姓大治”的法典!!这种注解真可以让人笑得满地找牙还找不到。由此可见,司马迁对“离”的注释将很多人都“带到沟里去了”,古代的名人也有“信口开河”的“乌龙”。
    大学者萧兵先生在《楚辞文化》中列诸上述释载之后说:

    “然释所谓‘鸡次’、‘离次’者,大略望文生意。’顾颉刚先生据《楚策》:“‘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乱;蒙谷献典,五官得法,百姓大治’,推测与楚人《五典》之内容与功用甚符”故认为《鸡次之典》则即《训典》之简称也。”(亦见《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三坟五典〉》)

     而我认为:所谓的《鸡次大典》,或谓《离次大典》,根据当时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乱;蒙谷献典,五官得法,百姓大治证明:楚国的太阳文化与法典之间,有一个很好的、类似宪法的结合。而这部法典的内容,我们从儒家文化中,应该可以找到其中的端倪,因为儒家文化就是“太阳崇拜教”的宗教性文化。而这种文化与司马迁解释《离骚》为“离别的忧愁”毫无关系,也不是他所说的那种望文生意顾名思义的“离”,而是另一种层面意义上的“离”,即是属于“道德”层面的“离”、精神层面的“离”、人文性行为规范的“离”。
     烦絮至此,实为说明楚国在极有盛名的法典之命名上就有“鸡一作离”的史实依据。又因《离骚》之“离”与“鸡鸣歌”之“鸡”也有内在的联系,问题的关键在于“鸡一作离”是如何通连的?谜底在何处寻觅?
      我认为:楚人“信巫鬼,重淫祀”之俗和祭祀必歌的“巫音”,乃是研究“鸡”、“离”关系的重要途径。且不论“楚之衰也,在于巫音。”仅就楚辞文化而言,古今学者皆认为其属于巫文化。如《隋书·地理志》载:

    “大抵荆州率敬鬼,尤其重祠祀之事,昔屈原制《九歌》盖由此也。”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

    “汉中风俗信巫鬼,重淫祀,尤好楚歌。”

    清·许赞曾《东还记程》:

    “辰常之间,楚人多尚鬼,祭必巫觋,如《离骚》所载《九歌》名号,称神称鬼,不一而足。”

    又如日本藤野岩友先生认为《楚辞》属于巫祝系统的文学。他说:

    “楚辞是从宗教中独立兴起的文学。按其类型分析,显然是来源于和巫祝有关的宗教文学。”

     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简编》上亦说

    “战国时期北方史官文化、南方巫官文化都达到成熟期,屈原创《楚辞》作为媒介,在文学上使两种文化合流,到西汉时期《楚辞》成为全国性的文学,辞赋文学灿烂地发展起来。”

    纵观史料,综合当今学者的研究,故从楚俗“巫音”入手,结合占筮必用的《周易》及象征楚国的国徽之“离卦”,可解“鸡”与“离”的通连之谜。
    (一)、《周易》之“离卦”与“鸡”
     据《说卦传》曰:

    “离(卦)为鸡”。

    又《文选·头陀寺碑文》李注引《春秋元命苞》载:

    “火离为凤”(注:离卦的五行属火,故称“火离”)。

    凤鸟是山雉、鸡和孔雀之类禽鸟的综合体,言“离为鸡”、“凤”(亦有言为“雉”者)是指“离卦”象征的动物,在研究《周易》的学术语中俗称“卦象”。古人认为:“鸡”知道天时,故是通天的神鸟,“雄鸡一唱天下白”。在那个时代,人们就靠听“鸡”叫判断时间。并且由“离卦”卦象相关“太阳”之光明象征与天时、“鸡”、“凤”关系,引申到圣明君主的治国之道的政治方向形成有关联的引申文化《说卦》在介绍“离卦 ”时说

    “离也者, 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者。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

    意思是说,所谓“离卦”,就是光明,而光明之源就是太阳,有了太阳,我们就可以看见天下这朗朗乾坤和万物。离卦是属于南方(当有楚国之后 ,就成为楚国的代称)。天子和君王治理天下时,都是坐北朝南,听大臣公卿汇报天下之事,政治上以光明正大、公平正义为原则,以民心为道心,一切以天下为公,形成天下大同,这些理念都是从“离卦”的涵义上取得、学习而来的。
    由此可见,在《周易》“离卦”中,“离”、“太阳”、“鸡”、“凤”相通,为同义语和有关联的文化链它们通过太阳以天下为己任,大公无私地为天下服务而无索取的自然行为作治理天下的榜样,结合时间、季节的自然规律,联系到“公鸡”是“德禽”、“知时鸟”,具有通天的功能,是太阳在人间的“使者”,呼唤光明的化身,认识到“雄鸡一唱天下白”,故模仿“鸡鸣”成为天人合一的“巫音”证明“鸡”与“离”是相通的,而它们的相通只有在《周易》中,通过“离卦”的“卦象”为“鸡”相通。而“离卦”又代表太阳,故这部所谓的《鸡次》,或谓《离次》法典,实际上其本质就是“太阳法典”。这部“太阳法典”就是以“太阳”的“公道”和“公德”为依据,通过“比兴”的方式形成的法典。因为“鸡鸣”与太阳、时间有关;而“离卦”就是“太阳”的化身,是楚国的国徽。同时,这部法典也是国君的天下政治统治的“指南”,即当今所谓的“光明政治”的来源。这种来源就是“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

    根据现有的资料,结合儒家的“格物致知”之“物”为“太阳”,而称“太阳”之“道”的代名词就是“南”,可见中国的方位,特别是“南”和“北”,就是是中国古代政治之“道”的“隐语”,现列举如下:
[font=ˎ̥]   《乐记.乐施》[font=ˎ̥]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font=ˎ̥]
    在《卫灵公》中,记载有孔子夸赞舜时说:“恭己正南面而已”。
    周代有《诗经》之“南风”,名《周南》和《召南》,列于十五国风之首
    孔子曾对伯鱼说:“你研习过《周南》和《召南》吗?人如果不研习《周南》和《召南》,那就如同脸对着墙壁站着呢!”说明《南风》对周代的“礼乐”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周代的衰败孔子评价为“礼崩乐坏”就是证据
    在《说卦》中载:“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者。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此载就是“光明政治”的来源。
    在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中,记载说:“天下之尊卑,随阳而序位。……故主人南面,以阳为位。阳贵而阴贱,天之制也。”意思是说:天下的尊卑排位,是以“阳”为标准确立的。天子或君王之所以要坐北朝南,就是因为要以面朝向“阳”为本位(尤如我们做房子的最佳朝向就是坐北朝南,与利于采光的道理相通,是这种道理在政治上的哲学性形而上学)。以阳为主,以阴为辅,这是天定的制度。(注:尊卑的“卑”不可理解为“卑贱”,而应该为“辅助”。)
    《呻吟语》载:“以莫大之权,僭窃之禁,此儒者之所不辞而敢于任斯道之南面也。”
     在《国语》中,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子则说:“贤者之为人臣,北面委质,无有二心。”可见法家政治之“道”是以一心一意地“面北”为方向的,韩非子称法家治理天下为北面委质”。
    由上述诸多之载可见,“南”与“北”是中国政治之“道”的“隐语”,分别代表“光明政治”和“黑暗统治”的政治现象,也是“阳”与“阴”、“公”与“私”、评价人性“善”与“恶”、政治上儒家的“德治”之“礼乐刑政”并举与法家以纯粹性“法治”为唯一治理方略的分水岭。的它们背后是以中国传统文化的“五行”、五方、五色、五音、人文的“五常”为文化链格式串联下来的。
     “南”“北”是儒家和道家的代言人——法家的执政代名词,同时,也是政治之“道”的代名词和儒家、法家一整套理论体系的“代言人”

     “鸡”“离”与楚俗的鸟图腾崇拜机制和意识有密切关系。又,雄鸡,阳物,凤属,祭祀、盟誓皆用之,以明告天地神灵。如盟誓喝鸡血酒即是例证。可见楚人在立国江汉平原地区以后,以“见则天下安宁”,“鸣不失晨”,交通天人的神鸟“鸡”命名楚国的国法大典,以表对祖先习惯法的沿用,以显法典之神圣性和权威性。屈原在其《楚辞》中念念不忘“扬歌”、“扬阿”,是因为江汉平原的“扬歌”音乐旋律酷似“鸡鸣”。因此,我认为歌主屈原写《离骚》“离”的命名当不失以“鸡唱”通告天地诸神,鸣志忠贞效国,唯美政理想是求的心愿之意。
    (二)、“离卦”与念祖
    “离卦”又名“阳离”、“火离”、“炎离”。当两个“离”经卦重叠时,是两个“火”重叠,即是“炎(帝)”,炎帝是楚祖;又是太阳不断升起,“离”卦篆辞谓“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又曰:“两明继照”,含“重黎”(楚祖)之意。
     阴阳家以“五行”(即金、木、水、火、土)分配四季、五方时,配“离”为:“夏(季)为火,居南方。”据《礼记·月令》载:

    “孟夏之月……其帝炎帝,其神祝融。”

    《淮南子·时则训》载:

    “南方之极,自北户孙之外,贯颛顼之国,南至委火炎风之野,赤帝、祝融所司者万二千里。”

    高诱注:

     “赤帝、炎帝。少典之子,号为神农,南方火德之帝也。”

    据清·李元度重修《南岳志》卷五载:衡山的最高峰谓祝融峰。《名胜志》载:

    “祝融峰乃七十二峰最高者,记云:位置离宫以应火德,乃祝融君游息之所。”

     由此可见“离”在《周易》的“离卦”中,是与屈原称颂的祖先赤帝、炎帝、祝融血肉相连,不可分割的。
从楚人崇巫的功利目的来看,敬宗收族乃为其首。楚人很重视祭祷先祖,以此强调不忘根本,维系宗族间的关系。有典籍记载,夔子不祀祝融与鬻熊,被楚国诛灭之(见韩晏清《楚俗崇巫》)。作为巫风浓郁的《离骚》开宗即明念祖之意,他自报家门说: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就是说:我是古帝高阳氏的后人,父亲的名字叫伯庸。仅此据就足可见“离”是浓缩了其念祖之意的概括之字句。
    (三)、“离卦”与楚俗“尚赤(紫、朱、丹、红)
     据宋·邵康杰之《梅花易数》载,“离卦”在五色类象中为“赤”、“紫”、“红”。楚人的祖先源来自祝融氏,祝融是火神,火焰为赤色。故楚国的战旗、朝服、漆器、建筑饰色皆为赤色(或谓“朱”色)。如屈原《招魂》中,就有关于楚国宫室建筑喜用红色的描写:

    “网户朱缀,刻方连些。”
    “经堂入奥,朱尘筵些。”

     故《离骚》之“离”具楚俗尚赤之意是不容置疑的。
     从《周易》的“离卦”与《离骚》之“离”的血肉关系可见,这是文学上的一种喻托手法。其实,这种喻托的文学手法,早在《诗经》中就已经使用。作为大诗人屈原,不会不知道这种手法,因此,他原沿用这种文学手法是在情理之中的。通过《周易》之《离》卦所确定的方位、国名来使用喻托,在历史上并不鲜见。如以秋风喻托西方之秦国,最早是秦人使用的。僖十五年《左传》叙述秦伯在伐晋的时候,叫卜徒父筮之,其卦遇《蛊》,卜徒父解释说:

    “《蛊》之贞,风也;其悔,山也。岁云秋矣,我落其实,而取其材,实落材亡,不败何待?”

     杜预注说:

     “内卦为贞。外卦为悔。《巽》为风,秦象也。《艮》为山,晋象也。”

     卜徒父以《蛊》六爻中下面三爻的《巽》代表秦国,上面三爻的《艮》代表晋国。“贞”和“悔”是卜筮人员在解释内卦和外卦所代表的国家时,评价“吉兆”和“凶兆”而使用的术语。他认为《蛊》内卦的“风”象征秦人自己,外卦的“山”上之“木”则象征敌人,所以说:“我落其实,而取其材。”“我”指秦,也是指的“秋风”。这显然地说明秦人是以秋风自喻。因此,屈原以《离卦》喻托手法表自己对祖先、祖国的爱恋之情,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综上所举,《周易》“离卦”之含义,几乎攘括了楚俗尊崇的全部内容。又根据《鸡次之典》、《离次之典》的一字之别和“离卦”又称“阳离”、“炎离”、“火离”,及其卦象为“鸡”、“凤”可见,“离”当是楚人尚凤(鸡)、尚赤、崇火、念祖的综合总括之字,其内涵极其深广。
     既然《周易》之“离卦”有此深涵,那么屈原在《离骚》冠题措词时,当必知“离”字在《周易》卦象中的含义。此论可以《离骚》之文为据:“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有许多学者据此载认为屈原是巫师,因为《离骚》之歌主自称为正则,灵均。如彭仲峰先生的《屈原为巫考》在《学艺》第14卷第九期发表。日本的奥野信太郎先生在其《楚辞天问和苗族的创世歌》中认为:屈原家族历来主掌祭祀和“祭祀文学”……。日本白川静先生也说《天问》的“作者屈原是王族之一,应该也是率领巫祝的人;其作品即产生于这些巫祝者之间。”(见白川静《中国的神话》)萧兵先生在其《楚辞文化·屈原——是不是巫师》一节即使不持此论,但他也认为:

     “屈赋确实把它的‘脐带’连接在民间文艺,包括巫觋文艺的母体上,而后者是洋溢着粗拙、野性和蛮荒之美的。”

     对上论中屈原是否为巫师的孰是孰非,不属本文研究范围,但我断定,屈原冠《离骚》之题的措词,其必懂“离卦”之内涵,亦必有《周易》之“离卦”的内涵无疑。同时,萧兵先生认为屈原的《离骚》把它的‘脐带’连接在民间文艺,包括巫觋文艺的母体上”,却与我认为《离骚》源于民歌的认识不谋而合。
     论证至此,小结如次:根据上论之“离”分析屈原的《离骚》之“离”的命题,当是楚俗的典型代表和高度概括。江汉平原(尤其是潜江、天门、仙桃〈注:即原沔阳〉)一带之“扬歌”(亦名薅草歌)酷似“鸡鸣歌”(现荆州花鼓戏的高腔、潜江歌腔皮影唱腔,即是由“扬歌”发展而来,其遗韵可证之)。屈原、宋玉亦津津乐道“扬歌”,难怪“有人又言《离骚》为《离鸟之悲歌》了”(见萧兵《楚辞文化》)。
     何以见得可言为《离鸟之悲歌》:有学者认为楚祖祝融就是鸟的化身。如何錡章先生在《离骚‘就重华而陈辞’新解》(见《大陆杂志》第32卷第4期,1996年,台北,第27页)中就认为:

     “祝融亦朱鸟所演而出,朱鸟即南楚先祖之图腾黧鸟,一作离。……楚人先祖黎,亦火正,号祝融,或即由其图腾黧鸟之音而得名。”

    可见“离”确实是一种太阳神鸟,火鸟。例如屈原在《天问》中就说:

    “天式纵横,阳离爰死?大鸟何鸣?——夫焉丧厥体?”

     文中的“阳离”即太阳神鸟,或写作炎离、火离。
      
     结论与《离骚》之“离”的新注释

      综上所述,既然“离卦”为“鸡”;“四面楚歌”之“楚歌”唱的是“鸡鸣歌”;“扬(阳)”的音乐旋律酷似“鸡鸣歌”;屈原、宋玉亦津津乐道“扬(阳)”,加之“鸡”是代表楚国的“离卦”之卦象,且与楚风楚俗、巫觋、崇尚有血肉联系,更有楚国法典在命名上有《鸡次之典》与《离次之典》的一字之别为佐证。故我认为:《离(鸡或凤)骚》、“扬歌”、“鸡鸣歌”当属一串有内在联系的珍宝链,具有极高的学术探讨价值。
      关于《离骚》之“离”的注释,根据上述论证,我认为应改为:屈原用楚地之歌,借“鸡唱”之喉,晓喻人神,明已唯美是求之心志,也鸣天人之不平;以一腔赤诚之火,咒残民误国的奸妄之流,亦怨楚怀王之昏听;祷神念祖,忧楚国之社稷将倾,纵挂满香草玉佩修身美灵,亦难抚其报国无门的苦恋苦愁之心。(注:据《梅花易数》载:“离卦”在五味中属“苦味”)又据“鸡亦作离”,故《离骚》之“离”可以说是对《周易》中象征楚国国徽之《离卦》的吟赋,亦可将《离骚》改称为太阳之骚》、《鸡骚》或美称为《凤骚》。
      不当之处,敬请各位方家不吝斧正。亦欢迎有志于楚辞文化研究者参与争鸣。


























注:
    19964月,本文曾最早曾托湖北省群众艺术馆研究馆员杨奋生先生转交给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楚史研究所所长,楚史权威专家张正明先生首阅。张正明先生看后以书面文字的形式评价说:“罗来国先生的文章颇饶新意,望能及早发表,以飨同好。我有幸先睹,深以为快。‘离骚’两字,若无意想不到的考古发现,万难有公认的诠释,但这并不妨碍学者各抒己见,罗先生之所论,是出一家之言。”(附复印件,见后。)
    本文于1996年中国传统音乐学会第九届年会上宣讲。
    1997年发表于《中国音乐学》第1期。此刊物是中国音乐学理论界的唯一顶极刊物。谨以此文纪念终生献身于楚文化研究的张正明先生的在天之灵!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0年第4期,将本文对《离骚》之“离”的注释结论收入《楚辞研究热点透视•〈离骚〉题义》一文中。位列第29,当时属较新的研究成果。并发表于英特网:楚辞研究论文索引/楚辞研究数据库/楚辞音像数据库/楚辞论坛。网址:http://chuci.ntu.edu.cn/lunwen7.htm
            本文现在有修改和相关内容的添加。

      现将周易》“离卦”与《离骚》之“离”“鸡鸣歌”的对应综合表分列如下
                                    
                                         [attachment=462135]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