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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史览书]《下里巴人》之“下里”与《潜江民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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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潜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系列

《下里巴人》之“下里”与《潜江民歌》

          一、从《潜江民歌》“申遗”说起

    当今的《潜江民歌》,已经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项目。
    当初,撰写《潜江民歌》的“申遗”文本,是我第二次接受的有关《潜江民歌》命运的重要使命。第一次国家级“申遗”是我负责写《江汉皮影戏》(申报文本),付海棠先生负责写《荆州花鼓戏》(申报文本)。
     第二次我写《潜江民歌》的“申遗”文本,还不敢想象到要报国家级,不是因为级别不够,而是因为想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有困难了,关键问题是时间已经到了截止期,来不及了。本来作为够级别的《潜江民歌》迟报早报都是可以通过的,但是面临潜江的民歌手老龄化严重,许多民歌失传已经成为现实,同样也有一个赶时间的问题,早报早保护,少损失非物质文化遗产总是好的。
     2006年夏季的某一天,分管“非遗”的省文化厅副厅长李耀华从发现“鸡鸣歌”的宜昌兴山风尘扑扑地返回武汉,但在半道上却被潜江来的人“截”了
     兴山的民歌号称“鸡鸣歌”,其主要特色是有钢琴弹上不出的音,号称是“钢琴缝里的音乐”,据当地县志记载,兴山人是宋代从江陵一带迁徒过去的,他们把当时潜江一带的“鸡鸣歌”带到兴山去了,但是变味了,民歌的音乐完全不同,可能迁徒后入乡随俗,导致被当地的语音同化有关,也可能有其它的因素,总之与潜江的“鸡鸣歌”完全不同,反正我是听不出有“鸡鸣”味道的。当然,宜昌兴山的“鸡鸣歌”是有其特殊价值和相应民歌特色的。潜江的“鸡鸣歌”更是如此,但那时,潜江发现“鸡鸣歌”并没有形成相应的社会影响,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根据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对兴山民歌的介绍说:兴山民歌的主要价值在于:兴山古歌在一片失传声中传承了下来,证明了我国传统音乐顽强的生命力;证明我国有独特的本土音乐;揭示了荆楚古歌的面貌;独特的乐律学原理将丰富我国的音乐理论,填补世界音乐理论的空白;证明了我国民间艺术实践中,存在着与出土乐器相一致的律学原理;揭示了350音分左右的音程是我国民族音乐中的一个久远的、客观存在的常规音程;见证了我国民间鸡鸣歌唱法的持久性与科学性;作为文化纽带,有助于我国南方多个民族文化的认同,促进文化交流,增强民族团结。
     从对兴山民歌与“鸡鸣歌”的关系之评价,可见“鸡鸣歌”非同小可,当时,潜江的“鸡鸣歌”与兴山的“鸡鸣歌”称谓相同,但兴山民歌的“鸡鸣歌”名声比当时的潜江民歌的名声之大,可谓相距十万八千里。兴山的在报国家级“非遗”,潜江的要报省级“非遗”都还是“洞庭湖里吹喇叭——呜(无)的呜(无)的哪!”不知能不能报成。当时的潜江群众艺术馆馆长谢先明对“鸡鸣歌”心中有数,“冒天下之大不违”罪名(让湖北省上误国务院的指定申报日程,下误湖北省的整体申报方案进度),将省文化厅长从半道上强迫性地“截”来潜江,要让他听听真正的“鸡鸣歌”是什么样子的音乐。省文化厅长这时的时间这时比黄金还贵,国务院在催办,一天恨不得当三天用,哪里还耽误得起,也不知到潜江这么坚决地要求,会有什么“意想不到”,省文化厅长带有怒意地笑对谢先明说,如果没有“意想不到”,你潜江给我小心点!
      报在第二天上午的八点,市群众艺术馆的办公室里,云集着省厅厅长及一行人员、市文化局局长及主要干部、市群众艺术馆的主要成员。机会难得,潜江当然想多报一个项目——龙湾的草把龙灯。但没说到一半,就被厅长不耐烦地叫停了,李厅长说:你有什么根据说“草把龙灯”是你潜江独有的?卡壳了!说实在的,龙湾的草把龙灯确实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品,只要是潜江风俗,特别是楚文化遗址附近的风俗,都不可小觑(关于潜江风俗,将作专题,此处从略)。从“草把龙灯”现在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可证明此论。但要命的问题是李厅长现在不是为这个来潜江的,时间之紧令工作压力山大,非“意想不到”,误了李厅长的大事,潜江可能真要吃不了兜着走!气氛顿时有点紧张,这时马上有人来“打园场”,说:“让罗老师介绍‘鸡鸣歌’!”
     我接过话头,便从我发现“鸡鸣歌”及搜集《湖北民歌集成·潜江卷》时说起,介绍调查采访三江一带的民歌手刘升贵,刘升贵说“鸡鸣歌”特色的民歌不叫“薅草歌”,而是叫“扬(阳)歌”。(我记得小时对小孩乱喊乱叫,大人便训斥地说:“你像在㕵‘扬歌’!”可见此说不虚。)继而我便从“扬歌”就是楚国的巫音“鸡鸣歌”,讲到“鸡鸣歌”对《楚辞》形成的影响,举例屈原、宋玉四次提到“阳阿”、“扬荷”、“阳之阿”,并结合潜江的考古发现,谈到楚国、楚文化与潜江的关系,方言“兮”的存在;又从楚汉相争时《四面楚歌》唱的“鸡鸣歌”,叙述到《古今乐录·江陵乐阳春二三月,相将蹋百草。逢人驻步看,扬声皆言好”这个“扬声”就是指的“鸡鸣歌”,古今乐录·江陵乐点明“扬声”当时所在的地域“江陵”与当时潜江的关系,继而谈“鸡鸣歌”的音乐特征与自然中公鸡打鸣的相似程度。省文化厅长听我讲的逻辑清晰,史料充分且地域指向明确,不禁兴趣大增,他早就听了兴山的“鸡鸣歌”,就是迫不及待地想见证潜江这有根有据,且是“意想不到”之“鸡鸣歌”的丰姿。见此情形,有人马上察言观色地说:“快放录像!”
    音乐与画面在电脑中应声而起,活脱脱一个“鸣中五音”之“公鸡打鸣”的人声潜江民歌——“鸡鸣歌”,让省文化厅李厅长听得一脸欣喜,发现宝贝啦!“鸡鸣歌”没有失传!到处都有自称“鸡鸣歌”的民歌,今天算听到正音,见到真迹了。李厅长当即拍板,潜江民歌马上写申报材料,先报“省保”,再报“国保”!在匆忙的午餐上,李厅长拿起酒杯对我说:“您是专家,我敬您!”我高兴地站起来回敬。李厅长这个尊重的评价不是对我个人的肯定,而是对潜江“鸡鸣歌”的认可,对在潜江收获“意想不到”高兴,关键是《潜江民歌》在保护时间紧迫的情况下,由李厅长的敬酒之肯定而踏上了保护的台阶,这比什么都重要!
    李厅长一走,我就紧张地投入到申报《潜江民歌》“非遗”的文本撰稿工作中。搜集资料,从历史到现在的全面论证,流传情况、演唱程序与方式、相关曲谱、各区域的传承人姓名、面临的困境、解决的方法、今后的保护措施及相关数据等等,没日没夜,那叫一个“忙”,坐在木凳子上稍一疏忽,就可以睡得香香的,只差“头悬梁,锥刺股”了。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要求非常高,文稿与录像首先在省内比拼,以保证每一批省级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限名额不浪费,送往国务院后,再经国家九个部委组织的专家组审核,审核通过后还要进行公示,在全国都没有异议的前提下方能成立。
    幸不辱命,在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2008年6月7日,湖北省潜江市申报的潜江民歌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遗产序号:581 Ⅱ-82。
    《潜江民歌》是潜江地域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在史前文明的“屈家岭文化”和“石河文化”时期,就以“古风国”和《南风》闻名,从“舜作五弦琴,歌南风”就可见当时潜江地域民歌的影响之一斑。到西周时代便名列《十五国风》之首,令周公和召公亲自前来采风,并分别命名为《周南》和《召南》。当然,当时潜江地域的民歌应该是周公采集的地域,故属于《周南》。而《召南》是召公采集的,其采集地域虽然同属于江汉平原,但却属于另一个地域的另一种风格。这种观点已经通过本人撰写的《从“皮黄腔”的源流看中国的“乐教”与“礼仪之邦”》及京剧二黄腔的形成,进行了系统的论证,且作为一家之言存放于此。
     春秋战国时期的当时潜江地域民歌,在楚国可谓是家喻户晓,最有名的《下里巴人》典故,就是描写当时潜江境内的民歌手在江陵的楚郢都时演唱的盛况,宋玉在《对楚王问》一文中,对这位善歌的当时之潜江人称为“客”,文章一开头便说:“客有歌于郢中者”。为什么要将这位潜江的歌手称“客”?
     众所周知,江陵的“楚郢都”是从当时潜江地域的黄罗岗迁过去的,这位潜江歌手可谓是江陵“楚郢都”里“娘屋来的人”,“楚郢都”对“娘屋的”民歌之熟悉,可谓是了如指掌,特别是“一唱众和”的民歌特点,“善歌”的郢都楚人一听就会喉咙痒,所以娘屋来的客人一开口,用美妙的歌喉唱起大家最熟悉的(当时潜江)民歌,楚都便有数千人闻声而来,过一过这难得的歌瘾。宋玉描写道:“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引商刻角,杂以流徵,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这说明当时潜江境内的民歌之丰富,既有高雅的歌曲,又有通俗化的歌曲,还有多次转调的更高级歌曲。
       或有人问:“你凭什么说宋玉指的这个‘客’是当时的潜江人?你说潜江民歌是楚歌的代表,有什么依据?”
    
  线索一:《中庸•明道》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子路问强。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与强与?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

     此文要指明的“南方”究竟是什么地方呢?据《礼记正义》卷五十二,《中庸》第三十一之注释载:

    “南方,谓荆阳之南,其地多阳。阳气舒散,人情宽缓和柔,假如人有无道加己,己亦不报,和柔为君子之道,故云‘君子居之。’”

     记载中提到的南方,荆阳之南”,根据上述诸典故的追根溯源可见,就是指在荆州的一条叫“阳水”的南边,“鸡鸣歌”叫“阳(扬)歌”,就是根据此“阳水”而得的名,所谓“阳(扬)歌”,就是阳水一带的人唱的歌叫“阳歌”。也就是现在发现108平方公里楚文化遗址——《龙湾遗址》的地方,亦即《南风》的发源地,荆阳之南”的“阳(扬)歌”实际上就是指的当时的潜江人之祖先居住地域所唱的民歌。
     线索二:在《史记•项羽本纪》中记载 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候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已皆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这就是《四面楚歌》典故的出处。东汉应昭在此载后注曰:“楚歌者,谓‘鸡鸣歌’也。汉已略得其地,故楚歌者多鸡鸣时歌也。”应昭生活的时代距楚汉相争的时代不远,且是写《风俗通义》的人,故这一记载当准确可信。
     通过“线索一”的地域是指南方,荆阳之南其地多阳“线索二”的东汉应昭注释:楚歌者,谓‘鸡鸣歌’也。汉已略得其地,故楚歌者多鸡鸣时歌也。”这两者的重合,均提到“其地多阳”和“楚歌者多鸡鸣时歌也”,而“鸡鸣歌”就是“阳歌”,儒家崇尚“乐教”,而“多阳”与民歌的“多鸡鸣时歌”中,可见两个线索中隐含着一种道德理念的同一性。我们可以感觉到他们相通,可以论证,无论是从音乐上,还是从精神层面上,或者从巫音的角度。但这个论题不是现在要说的主题,这里只想说明:“鸡鸣歌”是“阳歌”,它属于当时潜江地域中宋玉所说的“阳阿薤露”类型,是比“下里巴人”高级一个层次的劳动民歌。更高层次的当时潜江民歌是在歌曲中“引商刻,杂以流徵,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就是在演唱民歌的过程中进行转调。这可不是一般的工夫,即使是当今的作曲家,也要费脑筋,何况是在演唱的过程中即兴发挥,神秘莫测,这才是正真的“其曲弥高,其和弥寡因为太专业了!!!

当今的潜江民歌中转调的民歌很多,其调式的诡异可谓鬼斧神工。例如潜江小调《十许鞋》,叶露生老师在研究其调式时就说,它的调式与宋玉所说的“引商刻吕”吻合。我在潜江的王场街上收集民歌,歌手吕翠英唱的《数客蚂》又与我们常听到的《数客蚂》完全不同,旋律也完全不一样,其中有一个音——“7”简谱,“7”音“希”,此处的音乐唱名合称“降希”。传统音乐称“7”为“变宫”,此处即“降变宫”,全曲从始至终中只在最后一个决定调性的关键音时“降7”才出现一次该音出现在一个简短的旋律反复一次后,突然转调,落音“降7”并且落音非常的稳当而自然,令人听得瞠目结舌,就是专业音乐工作者听后也不停地拍手,赞叹叫绝。记得当初我们去搜集民歌,叶露生老师布置任务时强调提醒,谁要搜集到“降7”的民歌,就是最大的成功!从这首《数客蚂》用唯一的“降7”结尾,就可见当初的潜江人祖先在音乐上的造诣高超,令后人为其自豪!
   而对“下里巴人”的民歌,是楚国地域性的民歌,它主要是指地域,而不应该是歌名,故在我的想象中,就如现在潜江地域中的儿歌《数客蚂(青蛙)》之类,它也是“鸡鸣歌”之荆楚古老的“三音列”类型中的一种形态,其演唱的形式是也是一唱众和,但其通俗、简单,且合唱者的音型固定、简短,其唱词也随领唱者的文意而轻易获得,故便于一唱众和。例如《数客蚂(青蛙)》儿歌的唱法如下:
    领唱的歌手唱道:“一个吔客蚂吔一张呃”——众人和:“嘴吔”!
                    “两个哟眼睛呐四条呃”——众人和:“腿吔”!
                    “花花吔绿绿呃跳下河的”——众和:“水吔”!
                     “……”(方言楚语的衬祠,无法记录》
     领唱者从一个“客蚂”唱到两个“客蚂”、三个“客蚂”,嘴、腿的数量也随之变化,如此反复无限,合唱者的词与曲则是固定不变的,故任何人都可以参与和唱。因此,宋玉说“属而和者数千人”是完全可能的。
     何以见得“下里巴人”的“下里”就是专指当时的潜江地域呢?
     下面,我就从“下里巴人”的“下里”考证与当时潜江地域的关系说起……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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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  发表于: 07-09
《下里巴人》之“下里”与《潜江民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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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潜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系列
    《下里巴人》之“下里”与《潜江民歌》(二)

              二下里巴人溯源

     《下里巴人一词,首出自战国时楚国“识音而善文”的宋玉之口。事见西汉经学家刘向著《新序》:

    “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引商刻羽,杂以流徵,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

    类似此载亦见于晋·习凿齿的《襄阳耆旧传》和唐代的《艺文类聚》。以后,下里巴人便逐渐演变成了楚国民间音乐的代称。
    从词性分析,“下”、“里”皆为方位名词。“下”为上下之“下”;“里”据《人民画报》1988年第六期题为“楚国贵族家庭墓地——解开一个悬置多年的历史之谜”一文载:1986年下半年,荆沙铁路考古队发掘包山大冢二号墓出土的竹简记载,战国中晚期“楚国县以下基层组织为社、里、州。”因此,“里”当为“社”以下的行政区划称谓”与“里”可能是相连成陆地的地貌。根据“里”下为“州”的行政区划分析,当时在江陵和潜江一带还有很多的地方没有成为陆地,但有很多水中的小州,小州上也有,是在大面积地种植水稻的居民这些居民就是“巴人”为什么将当时的潜江祖先称为古代巴族“巴人”?他们与楚人是什么关系?
    我对下里巴人的理解是:“下里”的“巴人”唱的歌其地域就是当今的潜江一带潜江人何以可以称为“巴人”?我这个潜江人也常常身居其中而不得要领。后来我到了上海,出门说话,百分之九十的人自以为是地猜测我是四川人,偶尔还有四川人与我“攀老乡”,我起初听到猜我的家乡与四川有关,真有“一头雾水”的感觉,可见长江语系的语言是有共性的,我们与“巴文化”是有根源的,这个根源就是“同饮长江水”,犹如我们考古中的天门“石河文化”与四川“三星堆”文化有共性一样,只是我们身在其中,不知不觉而已。当然,这只是从当今语言人文现象上进行的判断,只能作为线索,不能以此为据。
    真正的依据是:据北京大学张传玺之中国广播电视大学教材《中国古代史纲》(上)252页“蛮族”载:

    “蛮族分布在长江中上游,因地区和血缘、习俗的不同,分武陵蛮、廪君蛮和板楯蛮三大支系。武陵蛮居住在武陵郡的山区,廪君蛮居住在巴郡和南郡一带,因之也叫巴郡南郡蛮,板楯蛮居住在今四川的嘉陵江流域。武陵蛮和廪君蛮在战国时期,属于楚国,板楯蛮在战国后期属于秦国。”

     既然巴郡蛮南郡蛮有血缘和习俗相同的关系,共同廪君蛮,因此,下里巴人应该是巴郡南郡蛮一带的土著人唱的民歌。而所谓的“南郡”就是指现在的江陵,当时的张金和龙湾,已经与江陵连接成一片,属于江陵的地界,区划为“里”,叫“下里”,但还有很多的地方是“州”的地貌,为大水面与小“州”的地貌现象。又根据“下里”方位的具体指定,则应该是指居住在当时的南郡(即江陵)以东的蛮族人唱的歌。江陵以东50公里就是潜江地界的龙湾遗址所在地。可见,当时的楚国郢都有楚民族人与当地的土著“巴族人”之分。
     据上分析,“下里”是有方位处所的,下里巴人最初也并非是指广义的楚国所有的民间音乐,而是指定为楚国的江陵郢都以东地域之土著唱的民歌。然而,许多古籍和当今的工具书除了对这一词中的“巴”有注释外,对“下里”均末指明方位何处,只是泛意地进行了一些注释。如从文野之分角度注释的,认为下里巴人是粗俗的“下曲名也”,与“阳春白雪”高雅的“高曲名也”相对应;从政治、经济、文化的集中和分散的角度注释的,认为“下里”为“乡里”,与统治集团聚居的都城或繁华的集镇对应;还有的认为“下里”即“丧歌”。这些注释从某种角度来说,也无可厚非。但从正本溯源和史实的角度而言,这些注释就让人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有待于重新探讨和考究
    笔者认为,“下里”、“巴人”本属于有方位和有具体指向的成语,因宋玉《对楚王问》一文的运用而构成典故,从而使下里巴人和地方音乐紧密联系而不可分割。在一定的语境里,具有约定俗成的性质。因此,这一典故的本源应该是历史地理与古代地方民族音乐两门学科的综合产物。探讨“下里”的方位,不仅有利于研究楚国的区域文化,而且还可以深入地探讨楚文化与巴文化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能揭示“下里”的准确历史地理方位和地方音乐的本来面貌,进而就能填补我国相关学科之间的空白,提高这一地区的古代历史文化价值、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术地位与研究价值。
     拙文通过查考有关的古典文献,搜集当前与之有关的科学论文、考古新发现,结合一些古县志记载和实地调查的第一手资料,对“下里”的方位问题进行探讨,以期为研究战国晚期楚国的区域文化起抛砖引玉的作用。

                三下里巴人注释质疑

     在我国的几种主要工具书中,对下里巴人这一典故的注释存在如下不统一的地方:
     1、标点不统一:我国古代的文学作品及其它文字资料是没有标点符号的。这种没有标点的现象一直延续到宋代,才在少量的刻书中添上句读,而且这种句读与现在的标点符号还存在很大的差距。因此,现在的工具书对下里巴人所加的标点,也就是编者对这一典故所作的理解。标点不统一,说明各种工具书的编者对这一典故在认识上的不统一。归纳起来,其标点有《下里巴人》和《下里》《巴人》这样两种。但都用了书名号,说明它是一种歌曲名,在这一点上又是统一的。
     2、释文内容不统一:
     A、援引古籍注释下里巴人最多的,是唐朝李周翰的注释:

      “《下里巴人》,下曲名也;《阳春白雪》高曲名也。”


      这种注释目前普遍为社会所承认,但这只是对歌曲在进行高下”的评论,没有涉及这些歌曲究竟源于何地。因为任何民间音乐,它的产生和最初的传唱都是有地方性的。如《诗经》“国风”作品有十五国风,它们最初都是流传在不同的地域,从当时不同的地方涌现的。正如元人燕南芝庵在《唱论》里说:

       “凡唱曲有所地。”

    同样,“下里”、“巴人”也是“有所地”的,那么地在何处呢?凡注释《下里巴人》的典籍、工具书之条款,均没有下文说明。
    B、注释下里巴人“古代楚国民间歌曲”、“战国时楚国的通俗歌曲”,注“下里”为“乡里”或“乡曲里闾”,因以“下里”作为其歌名,后来遂为民间歌谣之通称等。显然,这些注释并末涉及具体的地域方位问题。“下里”是否指全国的“乡里”呢?即使将方位范围限定在楚国,那么,这个“乡里”是指宋玉说下里巴人时期整个楚国之广义的乡里?是指注释时期部分楚国的乡里呢?泛指下里巴人“通俗歌曲”同样也存在地域不明的问题。
     C、东汉末年的“建安七子”之一陈琳在《答东阿王笺》一文中以“东野巴人”之改动来代替“下里巴人”仅从语法的的角度看,是合情理的。如“巴”是实指某一地域,则“下里”亦应当为实指某一地域。“东野巴人”就能证明这一点,因为“东野”的地域方位是明确的(详论见后)。因此,“东野”与“巴人”不仅可以对应联合而不影响“下里巴人”的原意,而且还证明了“下里巴人”是实指某一区域的通俗民歌。可见,“下里巴人”是泛指狭义楚国之某一地域的通俗民歌,且不能以歌曲名定性。
     D、各种工具书的注释引文属不同朝代,其可靠程度有待考证。按理,应以距战国时代愈近愈准确。关于这一点,我想谈谈导致“下里”方位注释含糊的浅见。
     我认为,这与汉代以后的注疏家对“云梦”一词的含意不能正确理解,将其同“云梦泽”混为一谈有关。这些注疏家大都认为,在古代从洞庭湖到广大的江汉平原都是无人居住,且是浩渺苍茫的湖泊和沼泽;或者认为我国的两湖平原在古代是一个巨大的湖泊。如北宋时,人们误认为钟祥的郢州是楚郢都,沈括在《梦溪笔谈·郢人善歌辨》一文中对郢都在江陵的纪南城,而不应在郢州(今钟祥县)花大量的文字进行证明,笔者认为,这可能与宋代人认为江陵属云楚泽的范围,战国时那里不可能成为楚都有联系。再如1984年在江陵东的潜江在文物普查前,潜江的人都认同:潜江古代是洞庭湖的湖心,只是在到宋以前才慢慢淤积起来的潜江根本当有什么古老的文物可考。这种误传和错误认识的来源,正如上海复旦大学的谭其骧教授在《云梦与云梦泽》一文中所说:

     “云梦泽汉世犹见在,故汉人言泽地虽简略而基本正确。晋后随着云梦泽的消失,对经传‘云梦’一词的普遍误解,释经者笔下的泽地所在,乃愈释愈谬,达到了极为荒谬的地步。”

      这大概就是导致“下里”在方位上无所依据的主要原因。
      说“下里”是指当时潜江地域的民歌,是如何证明的呢?请看下文:《下里巴人》之“下里”方位考。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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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楼 发表于: 07-12
《下里巴人》之“下里”与《潜江民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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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里巴人》之“下里”与《潜江民歌》(三)


              四《下里巴人》之“下里”方位考



      根据有关资料分析,“下里”当指春秋时的郧邑(郧乡)、战国的竟陵邑为中心的平原(郧乡、郧邑为同地异名),今湖北省潜江市南部和西北境为中心和主体,范围向四周扩散。其东北部约以东汉的云杜(今之京山县)为界(大致包括今汉水北岸的天门、京山南部,西北波及今的钟祥部分地区)。南部包括监利的北部,不包括监利的南部,因为监利南部为湖南语系。西部以江陵为界。东部则抵当时尚末完全成陆地的云梦泽但包括部分水中之楚国的区划“州”。这一论点是以东汉末陈琳的“东野巴人”为线索分析得出来的。陈琳在《答东阿王笺》一文中说:

     “夫听白雪之音,观绿水之节,然后东野巴人,蚩鄙益著。”

     李善注曰:

    “东野,下里之音也。”

     现在就从“下里”与“东野”谈起。
    (一)、关于“下里”与“东野”的方位论证
     从战国末时宋玉道出“下里巴人”到东汉末年陈琳的“东野巴人”,在时间上相距约四五百年,而这一典故仅有两字变化,要论清“下里”与“东野”的方位,又必须先弄清两个问题:
    1、“下里”与“东野”是否指同一方位?
    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解决以何处为中心坐标来论“下”与“东”,这是解决“下里”与“东野”是否指同一方向的关键。我认为应以郢都纪南城(即今湖北省江陵北十二里的纪南城)为中心坐标。其依据如下:
    A、从原文献记载看,“歌于郢中”、“国中属而和者”中的“郢中”、“国中”皆指战国晚期的楚国都纪南城。因此,以楚国的郢都(江陵的纪南城)为中心坐标是言之有据的。
    B、我国古人有靠水而栖的习惯。江陵的纪南城临近长江、汉水、阳水、中夏水、涌水,其水的总体流向是自西向东(汉水是从西北向东南)由高向低流。称高处为上,叫上游;低处为下,叫下游,这也是古代以水路交通为主形成俗语的口语习惯。如白居易诗曰:“摘来正带凌晨露,寄去须凭下水船。”再如地处湖北省江陵东的潜江市在古时到1955年以前的交通即是以水路交通为主,称向西去荆州为“上荆州”,向东到武汉为“下汉口”。潜江这一带甚至将小孩尿床也戏称为“下汉口”,足见这种以水流分“上下”之俗语习惯的顽固性。由此可见,以江陵纪南城为中心坐标而称“下”的地域,恰好也在郢都纪南城的“东”面所谓“一江春水向东流”。因此,以江陵的楚郢都纪南城为中心坐标,则“下”与“东”在方位地域上系为同指当时的潜江地域
     C、据《史记·伍子胥传》载:

    “故都为楚所灭,昭王自郢迁,反复还郢。”

    据郭沫若先生考证,楚迁之都应为上都,即今之湖北省宜城东南。沈括在,《梦溪笔谈·郢人善歌辨》一文中考证:

     “今又郢州(即现在的钟祥县)本谓之北郢,亦非古之楚都。”

     由此可知,以都城为中心而论方位,在楚国是早有先例的。在楚怀王时代都城在江陵的纪南城,因此宋玉以江陵的楚都纪南城为中心称的“下里”,陈琳以江陵的郢都为中心说的“东野”,系同指郢都纪南城以“下”或以“东”的竟陵邑平原,即当时的潜江地域,方位吻合,顺理成章。
      2、关于东汉陈琳将“下里”改为“东野”的可靠性
     古人在文献中形成的成语典故,具有约定俗成的性质,特别是在被社会所公认、沿用之后没有历史变化,不可轻易改变。陈琳将“下里”改为“东野”,如不是指同一方位,当不为社会所承认。这是其一。
     其二,从战国晚期到东汉末年,时距数百年,在地理上已有较大的沧桑变化。因此,陈琳说“东野”应与这一带的历史地理变化有关。据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谭其骧在《云楚与云梦泽》一文中载

     “……到了汉代,大江在江陵以东继续通过夏水、涌水分流分沙把上荆江东岸的陆上三角洲进一步向东向南推进,从而导致了华容县的设置;汉水在南岸的泛滥也使竟陵平原进一步扩展,把杨水两岸的云梦泽区填淤分割成若干不复以云梦泽为名的湖泊陂池,结果使这片汉水冲击土和南面的荆江陆上三角洲基本上连成了一片……。”

     复旦大学的张修桂教授也在《云梦泽的演变与下荆江河曲的形成》一文中写道:

     “秦汉时代,长江在江陵以东继续通过夏水和涌水分流分沙的结果,荆江三角洲不断向东发展,并和来自今潜江一带向东南发展的汉江三角洲合并,形成江汉陆上三角洲。因此,汉代在荆江三角洲水北岸自然堤章华台附近,首先设置了华容县。”

     上述研究论证说明,江陵以东的云梦泽到汉代已形成较大面积的陆地。战国时的“下里”之“里”,到汉代时这里已经变成了“野”。汉代在当时的潜江地域这一带设置华容县,是荆江三角洲可居住的陆地扩展、经济发展导致的必然结果。因此可以断定,东汉陈琳是因当时的地理形势发生了变化,才将“下里”改为“东野”的,改之有据。又据《艺文类聚·地部·野》载:

     “尔雅曰,邑(县城)外谓之郊(区),郊外谓之牧,牧外谓之野。”

     《说文》载:

     “野,郊外也。”

      商朝曾与周朝大战于商都朝歌之南的牧野,史称“牧野之战”,即在当时商朝国都朝歌之南约70华里的地方,这里应是“牧”和“野”交界之地。按江陵纪南城到潜江龙湾镇,有约100华里,以这种距离推算和当时这里的历史状况,可知陈琳将“下里”改为“东野”,是与历史上的地域距离称谓吻合无误的。
     其三,湖北潜江根据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谭其骧、张修桂的论文,和东汉时的杜预在注释《左传》时说:章华台“在今华容城内”的线索,进行文物普查。我于1984年上半年参加文物普查队历史文物组,开始寻找楚章华台,并于1984414亲自参与了章华台发现和后期用“洛阳铲”进行的钻探工作湖北潜江的《龙湾遗址》(即章华台遗址现已经得到确认,并列为2000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属于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且从文物普查的第一手资料看,新石器时代至东周、汉代的历史文物、古遗址、古墓葬主要分布在潜江以西和南的张金、龙湾、积玉口一带。且数量多,面积大,历史文物与遗址极为丰富。而这一带也正好在距江陵的楚郢都纪南城约100华里左右。这些历史文物和大型楚国宫苑遗址的发现,不仅证明上海复旦大学两位教授的学术论文具有科学指导性,同时也直接证明了东汉陈琳将“下里”改为“东野”的可信性。
    (二)、关于潜江及周边地域与“下里”之音乐相关的古文献记载
     前文说过,“下里巴人”在特定的语境里与地方音乐是密不可分的。既然“下里”、“东野”的方位能被认定在以竟陵邑为中心的平原,那么,这里的民间音乐状况在古文献中有何记载呢?能使这一问题得到应证的是,这一带自古就有“民歌之乡”的美称。据清·道光元年版的《天门县志》记载:“竟陵县古时地,在皇古时(约公元前21世纪以前)属古风国所辖”。而天门的“竟陵”县名,是从当时的潜江称“竟陵”五百年后,才移此县名到天门的,因此,《天门县志》记载的“竟陵县古时地,在皇古时(约公元前21世纪以前)属古风国所辖”,实际上是对早期文明时代之当时潜江地域的文化盛名描述。又据《礼记·乐记》载:“帝舜南游,(曾)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南风”就是包括荆州在内的古时江汉间民歌、民谣的总称。因此,我认为“古风”与《诗经》中居十五国风之首的“南风”是可互为佐证的。再如周代的“雅乐”、“燕乐”就是以“南风”为基调的(详论见拙文《论“燕乐”与“楚歌曰艳”》)。《楚辞》中屈原、宋玉对这一带的民歌津津乐道,多次提及(详论见拙文《论“楚歌曰艳”与“鸡鸣歌”》)。还有楚汉相争时期的“四面楚歌”所唱的“鸡鸣歌”也是这里的民歌(详论见拙文《论“楚歌曰艳”与“鸡鸣歌”》)。汉代的“楚歌曰艳”也是主要指一带的民歌。汉代的《乐府诗》及《淮南子》文献对这一带的音乐更是赞颂有加。刘邦、项羽及其他们的夫人都好楚歌,可以说,这一带的音乐影响之大从炎帝时期起,仅到东汉,就有约数千年的历史影响(详论见拙文《湖北潜江传统民歌〈阳(扬)歌〉与〈周易离卦〉探微》)。再如,深受国内外观众喜爱的歌剧《洪湖赤卫队》便是以“下里之音”中流传至今的部分民歌和方言声调为基础创作的。
    方言声调对地方音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一曲调的民歌,由于语言声调各异,则会产生不同的音乐旋律效果。那么,我们就从方言声调色彩区角度的论证开始。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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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楼 发表于: 07-16
《下里巴人》之“下里”与《潜江民歌》(四)
原创首发
    潜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系列
《下里巴人》之“下里”与《潜江民歌》(四)
                相关论证与结论


    1、关于方言声调色彩区
    所谓方言声调色彩区,是指地方语言声调因其声调调性相同或相近而构成的区域。在《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湖北卷·地方风土及其民歌》一节中,有专家将荆州地区的方言声调大致划分为四个色彩区。其中对原古竟陵邑一带的方言声调,作出了与其它三个色彩区不同的结论,说明了它在荆州地区的方言声调中所处的特殊地位。该文载:

    “潜江、天门、仙桃(原沔阳)色彩区,该区包括江陵东部、洪湖西部、监利北部和京山南部,这是江汉平原的中心地带,使用的范围广,受外界的影响少,有相对的独立性,对全区有一定的影响。”

    地方的语言声调与地方的音乐风格是有血肉联系的。由于当时的竟陵邑平原处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中,因此,“下里之音”的音乐风格也必然相应受外界的影响少,有相对的独立性的,其音乐特征也必然是有特色而个性鲜明的。
    2、“下里”的民歌论证
    对这一带的民歌,有关的古文献有较系统的描述。《诗经·汉广》是江汉流域民间流传的男女相悦的民歌。方润玉对此诗注云:

    “此诗即为刈楚刈蒌而作,所谓樵唱是也。近世楚、粤、滇、黔间也樵子入山多唱山讴,响应林谷。盖劳者善歌所以忘劳尔……”。

    江汉流域“刈楚刈蒌”的“樵唱”是什么呢?今考证,系现在的“扬歌”。据《湖北通志·寰宇记案甲乙存稿》载:

    “扬歌,郢中田歌也,其别为三声子、五声子。亦曰樵声,通谓之扬歌,一人唱,和者以百数(注:古文献大凡涉及此歌演唱的人数记载,均以宋玉所言“数百人”为准。),音节极悲,水调歌或即是其类。”

    据1982年民歌集成工作中调查的情况看,这一带绝大部分民歌手皆会唱鸡鸣歌”音乐旋律中的三声子、五声子等劳动民歌,演唱方式依然如故。例如京山县至今还流传着西汉末年绿林起义后的“扬歌调”。歌词唱道:“把扬歌,把歌扬,一条富水长又长。……扬了一番又一番,王匡回到绿林山。……”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鸡鸣歌”旋律性的“三声子”、“五声子”民歌只是“下里之音”的组成部分之一,它属于宋玉所说的“阳阿薤露系列,虽然“三声子”、“五声子”这种称谓的民歌在其它省也或多或少的存在,但它却告诉我们,作为鸡鸣歌音乐形态为标准“下里之音”并非无中生有,而是有其悠久的历史渊源。又因为“下里”的方位限定在江汉流域的江陵以东,这里《诗经》时代的地理状况是:云梦泽在郢都以东呈ABC(见图)状排列,其中由西北向东南贯以一条呈漫流状态的汉水,使郢都以东的地域受



到限制,所以,流传于竟陵邑平原的三声子、五声子民歌具有特别的意义。现今在湖北省有较大影响的地方剧种“荆州花鼓戏”(原名“天沔花鼓戏”)中居“四大主腔”之首位的“高腔”,就是与“三声子”、“五声子”民歌一脉相承“鸡鸣歌”,由其演变发展而来的,是该剧种中最有“下里之音”地方特色的唱腔是——高腔,亦称之为“当家腔”。因此,这一带的人看“荆州花鼓戏”有二个衡量标准:看唱的是不是(荆州)花鼓戏,就看戏中有没有高腔;看一个演员会不会唱花鼓戏,就看他会不会唱高腔。这两个标准是不无依据的。同时,也据此可知,凡荆州花鼓戏盛行的地方,皆处于“下里之音”的地域范围;凡基本能接受荆州花鼓戏的地方,皆属于受“下里之音”影响的范围。近些年来,洪湖、监利等县相继成立荆州花鼓戏团,以满足当地人民的文化需要,也说明了这一点。

     又据《湖北通志·钟祥县志》载:“郢州风俗同荆州,清明节乡落唱水调歌。”《旧安陆府志》也载:“郢 州风俗同州然…… ”(今潜江市西南境原属江陵所辖,即当时的荆州府。)上引文中的“同荆州”、“同州然”和前一节中所述的“方言声调对全(荆州地)区有一定的影响”来看,充分说明了“下里”这一带的民歌对周围县音乐的影响,证明了竟陵邑平原的民歌具有典型性、代表性和极强的向心力。
    (三)考古论证
    地处竟陵邑平原东北部的京山、天门和正北的钟祥县一带历史都非常悠久。1955年经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发掘的京山屈家岭,被鉴定为新石器时代长江流域的一处重要的文化代表遗址。在京山县朱家咀遗址中还出土了陶响器20件。这种陶响器为球形,中空,内装陶丸十五粒以上,摇动时可发出响声。有关专家认为:这可能是最早的乐器。天门县在1984年文物普查中发现许多新石器时代、东周、汉代 的古文化遗址。又据荆州行署文化局《文化信息》第七十二期载:1987年下半年,北京大学、省、地、县三级博物馆联合发掘了天门县石河一带新石器时代遗址群,仅在几公里的范围内,就有遗址40多处,皆属屈家岭文化和石河文化。由此可见,云梦泽在形成冲击平原竟陵邑之前,周边的人文文化发展已达到相当的程度,是长江文化的主要代表。
    湖北省潜江市西南一带的考古情况也是如此。龙湾的章华台古遗址群总面积为108平方公里。其中楚章华台遗址位于潜江城区东北25公里,西距楚故都纪南城50公里。在夏、商、周时期属荆州腹地;春秋时期为云楚泽西北隅,楚国腹地;秦汉时期属华容县。在章华台遗址群中,见有新石器时代的遗存,较晚有东汉时期的墓砖。遗址分布在台地之上,经勘探试掘,遗址上分布有22座大型宫殿基址连成一片,还有古河道、古墓葬区。属章华台遗址群西区的黄罗岗楚城遗址东西长13000米,南北宽7000米,总面积51·25平方公里,经初步勘探,已探明城垣的西南段、西垣和西北段。城垣外的西南万李台分布有密集楚墓,在城垣外的南及东南部有大型东汉至六朝砖室墓地。从地面观察,黄罗岗古城的轮廓基本清楚,古城垣呈长方形,四边斜切。两个遗址的时代完全一致,即西周中晚期至战国中期。
    章华台遗址群的发现,在考古界引起极大的震动。20001226日至28日,湖北省潜江龙湾楚宫殿基址学术论证会在潜江召开。出席会议的考古专家有:黄景略、俞韦超、邹衡、杨鸿勋、高崇文以及担任此次发掘工作的领队陈跃钧教授等。学术会是在考古发掘面积达1400个平方,取得重大收获的基础上召开的。专家们在参观现场和实物后一致认为:遗址壮观,说明“章华台宫苑群落”的可信性。宫殿建筑之雄伟令人兴奋,是我国目前第一次发现的最早的高台建筑。该遗址的发现,对楚文化研究在搁浅多年后,再上一个新台阶找到了新的突破点。大家一致认为该遗址的年代定为春秋晚期、战国早期是没有问题的。并且认为:章华台遗址群是早于纪南城的楚文化遗存,特别是黄罗岗遗址城垣的发现,有是楚国最早都城的可能性,为探索早期郢都遗址提供了重要线索。通过大面积的遗址可见:这一带应是当时楚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具有重大的科学和文化底蕴探讨价值。
    1996年,该遗址被国家文物局列为湖北省四大遗址之一,成为准国保单位(见〈96〉文物文字890号)1997年被国家文物局立项,列为“九五”抢救保护项目之一。2000年列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并在中央电视台1台发布新闻。
    章华台是公元前535年,楚灵王倾其国力用五年时间修成的。建成后一直是楚国王宫贵族田猎、寻乐的离宫。据屈原的《楚辞·招魂》载:“与王趋梦兮课先后,怀王亲发兮殚青兕。”意思是说:屈原曾追随楚怀王在云梦中驰骋,怀王亲自射中了一头青兕。宋玉也常随王族到这里来。据《文献》注引孟康曰:“云梦中高唐之台,宋玉所赋者,言其高出云之阳。”
    屈原、宋玉等贵族文人常到这“下里”的章华台来,耳濡目染,受“下里之音”风俗文化的影响是很大的。这一点可从古代汉语语音的活化石——方言土语中找到证据。如屈原《天问》的中间部分每隔一句用的语气词“些”和楚辞中常见的“兮”仍在这里频繁使用。可见他们对这一带的音乐、风俗都非常了解、熟悉。故宋玉说出“下里巴人”是符合情理的。也是后人评价他“识音而善文”具体体现。


                              五、结          

     综上所述,我认为“下里巴人”是指当时的潜江地域和潜江地域的通俗民歌,却不是歌名,故我用引号,不用书名号。“下里”既属方位名词,应有实指方位。根据历史地理、有关古文献记载和音乐资料、风俗、考古发现等论证:认为“下里”是指战国时以竟陵邑(邑址在今潜江的北境)平原为中心的地区,约包括云杜县(战国时的县名,即今的京山县)以西以南一带。“东野”指汉代江陵以东之当今潜江地域已连成一片的华容县和荆江三角洲,其范围大致包括今汉水以北的天门和京山南部;以西波及钟祥的部分地区;以南抵古华容城(汉代县名,在今潜江境内),包括监利以北的部分地区;以东抵在今仙桃市西南的云杜和惠怀县(东晋时的县名)。当时由于仙桃市洪湖的大部分地区尚末成陆地,故末涉及。
    结论:“下里巴人”就是当时潜江地域流行的、以“楚歌”命名通俗民歌,是比“阳歌”低一个层次的民歌。



                      (完)
  (注:比“下里巴人”高一个层次的民歌是“阳歌”。关于“阳歌”的论证,见将发表的《论<离骚>之“离”与潜江的劳动民歌——“阳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