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943阅读
  • 17回复

[阅史览书]潜江、天门是大禹之“夏朝”中心“夏都城”的所在地吗?

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离线llg6688
 

楼主 倒序阅读 使用道具 楼主  发表于: 03-15
— 本帖被 金的书声 执行合并操作(2018-04-07) —
原创首发| 潜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系列
潜江、天门是大禹之“夏朝”中心“夏都城”的所在地吗?


一、从潜江的方言“兮”说起

          在潜江的方言中,有一个本地人毫不在意,使用率极高,且是信口便来的“口头禅”——兮。如问:“在哪兮?”(在哪儿?)答:“在这兮。”其中的“在”唸cai(踩),属于古语发音。这个“兮”在天门和沔阳及附近的县市都在频繁的言说。但这个“兮”却在中国的历史上刻画下了永久的痕迹,从《诗经》到《楚辞》,直至古诗词,均在使用。
      潜江在我们所知的历史中,名不见经传,且小而贫穷,这个方言“兮”怎么就有如此大的魅力,让文人墨客津津乐道,以显古风古韵。“兮”的古风古韵有什么背景?有何让我们不得而知的历史渊源?我常常百思不得其解。
    自从我发现潜江的“鸡鸣歌”,点灯熬夜地冥思苦想,才有了一点端倪,有了写“潜江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系列”的冲动。但其中疑点重重,古文献记载常常自相矛盾或多种记载并互有出入,常常要用破案的思维来理清头绪。总之,我有一种信念和情结,我的认识体系是正确的。近日刚将论证潜江的“鸡鸣歌”对京剧形成影响的《从“皮黄腔”的源流看中国的“乐教”与“礼仪之邦”》脱稿,就又发现了一个迟迟获悉,但又能洞开大脑,且能破解此谜的全新文化信息。这个信息已在当今的考古界引起轩然大波。同时,对潜江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认识,对我的“潜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系列”之观点也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这个信息就是201311月,由郭静云教授撰写的专著《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出版。该书洋洋洒洒70余万字,并在封面上,显目地提出:

         谁才是东方的“苏美尔”?“夏”又在何方?是在黄河腹地,还是在汉江洞庭之滨?何故盘庚迁殷?殷周关系如何?本书作者叙述了一个全新的中国上古文明起源故事。

     该书中提出“夏朝”的中心不在中原的河南,而是可能在江汉流域,与屈家岭文化、天门的石河文化有关,中国文化的发源地在长江中游和汉水中下游,中原的文化是受到汉水文化的影响形成的,夏朝的国都有可能在天门发现石河文化的地方。夏商的文字记载历史可能是被编撰篡改而成的。这可是在全面地推翻上古文明的文字记载历史,让人看得一楞一楞的!这是真的吗?!

      且看部分专家学者对此书的评论:
     《夏商周——从神话到历史》学界简评
     陈春声教授(中山大学常务副书*记、副校长):
    《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一书,展现了严谨的史学研究中思想的魅力与冲击力。这部著作超越中国学界以历史文献为出发点解释各种考古发现的思维习惯,达致考古材料与文字记录在真正平等的意义上,严谨而视野开阔地相互参证的境界,其背后所蕴含的方法*论意义,是革命性的。学术思维方式这种革命性变革的价值,体现于作者所提出的关于中国上古史的一系列颠覆性结论之中。一旦接受了作者的观念和观点,包括中学历史教科书在内的关于中国历史的常识性描述,就必须重写。也正因为如此,这部思想深刻的著作必定引发一场影响深远的学术论争。在这样的意义上,几乎可以肯定,这将是一部会在学术史上留下痕迹的经典之作。
     姜广辉教授(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的影响力会大大超过很多人的著作,本书挑战的问题太大了。中国上古史恐怕要被作者改写了。现在中国学术界已经讨厌陈陈相因。要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新而能站住脚,就会天翻地覆。
    姜广辉先生在《中华读书报》发表评论,认为该书观点大胆而惊人,体系、观点和结论具有极大的爆炸性和震撼性,但并不是异想天开之论,而是一部严肃而又严谨的学术著作;毫无疑问将引起学术界的巨大反响和震荡,并相信此书必将成为一部不朽的历史名著。姜先生指出,在近百年的中国历史研究中,我们的学术界一直缺乏这种以绵密的资料与大思维方法相结合来撰写的历史研究著作。
     孙隆基教授则以“中国文明起源的一些问题:以评论《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一书为本”为讲题,在华东师范大学发表演讲,指出:“中国的考古学思维有四座必须销毁的偶像:
    (1)思维方式未全面摆脱维多利亚时代的直线社会进化论,至今仍沿用从“母系”到“父系”社会之所谓“定律”;
    (2)重新肯定自20世纪前期新文化运动已开始质疑的古史;
    (3)将秦汉大一统以来的格局投射回到远古,用现代的国境来界定“国内”、“国外”的远古文化,对“本国”受到“国外”影响方面认识不足;
   (4)将自周以后政治重心都在华北的情形投射回到远古,形成一股“中原主义”,用中原的发展阶段界定“全国”,透露大中央主义的心态。郭静云于2013年底面世的《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从根本上摇憾了这些偶像,除了“中原主义”之外,将其重心从华北迁移至江汉一带,将旧中原改称为“江河中原”,古夏国可能在江夏,商朝则是从东北南下的征服王朝。”
    朱彦民教授(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先秦史研究室主任):
    郭静云教授的这本厚厚的大部头巨著《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洋洋洒洒,委实壮观,视野开阔,体系庞大,内容宏富,前所未见。以时间维度来讲,从史前时期到夏商周三代,持续数千年;以时空的维度来讲,从长江流域到辽河流域,从中原地区到中亚地区,南北中外,跨度几万里。作者驱使古今中外资料汇集一书,为其所用,驾驭材料之能力迥异常人。故其书资料翔实,结构宏阔,观点新颖,论说别致,是一部先秦史研究近年罕见的令人瞩目的大作。
    王晖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郭静云教授近出大作《夏商周——从神话到历史》,根据出土考古资料、古文献资料和甲骨金文资料,对夏商周历史中夏文明的来源及中心区、殷商文明的性质、商周关系、商周文献中历史观念的形成等主要问题,作了新探索,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观点。
    
     当今这个信息化社会,郭的出版之同时引发的网络讨论,远比学界内部争鸣更为热烈。豆瓣、天涯、亚马逊等网站的书评不断涌现,如亚马逊网上书评“改变河流方向的学者和著作”、“颠覆性的思路,跳出了千年的框框”、“对华夏文明史的理性分析”;豆瓣书评“重量级的作品啊”等等,不一而足。孟津先生在其科学网博客撰文介绍此书,并感慨地写道:“真正的学术,来自于自由的心和思想,而不是来自于无坚不摧的钱和权力。”相信这种讨论还将持续下去。
    有的读者深有感触地说:在笔者看来,读罢这本长达七十余万字的著作,有一种走出历史迷宫、如释重负、真相在握的感觉。作者摒弃传统的关于中国上古文明与夏商周历史观的既有成见和秦汉以来大一统意识偏见,辩证地看待传世文献和神话资料给出的线索,坚持以考古实物资料为基础,费心费力进行田野调查和观摩取证,投入大量时间对各类资料进行系统疏理和比对,细心寻找隐藏其中的蛛丝马迹,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追寻历史真相。
     这一74万多字的著作所讨论的问题都是学术界所关注的大问题,有不少迥异于目前学术界的主流学术观点。乍一看来,我们也许会惊诧作者提出“偃师二里头是中原文明发祥地吗”的疑问!但是看看下文作者提出“江河联合城邦国家文明之形成”,认为是黄河中游和长江中游地区共同熔铸中华文明的起源,看看作者的论证,看看大量的考古资料,就会觉得这一立论和前者相比,似乎更为全面,更为妥帖。这实际上与苏秉琦先生所提出的中华文明起源的“满天星斗”说有异曲同工之效。
    该书作者善于运用比较考古学的方法,并不局限于一时一地、一族或一国去分析学术问题,而是广泛地搜集不同地点、不同部族或方国的同一类材料,进行跨地区、跨文化的比较全面的分析研究,从而得出一些全新的自成一家且具有内在逻辑性的诠释与结论。例如玉牙璋的起源与流传就是如此。
    特别是著者精通英文、俄文等外文资料,故而能够站在世界史比较的视野来观察中国上古史诸多的重大问题,诸如马和马车的起源等学术界说法纷纭的问题,著者给了一份证据确凿、令人信服的结论。(详细资料参考《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但这个震惊考古界的大作《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与潜江有关吗?与潜江的方言“兮”有关吗?潜江与天门仅有“夏水”(汉水)之隔,该书中反复提到的“石河文化”就在对岸,这关系……,且看下回分解。

[ 此帖被llg6688在2018-05-06 22:14重新编辑 ]
离线梦之蓝

沙发  发表于: 03-15
很有意思,没想到“兮”还会有这个典故。期待下回分解!
离线llg6688

2楼 发表于: 03-18
潜江、天门是大禹之“夏朝”的中心、“夏都城”的所在地吗?(之二)
(原创首发)潜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系列
潜江、天门是大禹之“夏朝”的中心、“夏都城”的所在地吗?(之二)  
  二、潜江、天门的历史地域文化,除了历史被篡改,还因中国的上古史研究背景与方法而被埋没
  
      请看源自《国学复兴网,民间国学交流第一平台/新诸子论坛/第20期》(注:这个网站也是我宣传潜江的一个平台)的《长江与黄河:从原生文明的成长到次生混合文明的演进》。导言:郭立新:长江中游是东亚稻作原生文明的发祥地——郭静云教授著《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述评之文中,介绍中国的上古史研究背景与方法背景,摘要如下:
     几乎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起源故事。诸如早期国家与文明起源及其发展演变的历史或神话故事,对于群体身份认同、政治道统与社会秩序的建立,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也因此而经常被意识形态化。相应地,对这类话题的关注和讨论远非只是近现代以来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等研究者的专利,而是由来以久,源远流长,以致于今天能够了解到的故事,大多已经过长期的、各种有意或无意的加工与再创造,层累地造就,或早已远离历史的真相。
在现代之考古学出现前的长达二千多年的历史过程中,中国人所能了解到的上古知识,都源自传世经典文献。这些文献史料大体定型于战国秦汉之际,往前延伸到西周晚期,往后下延到两汉。如何看待这些传世文献?它们产生于什么时代?所记内容是否真实可信?围绕这些问题,人们很早就对传世文献进行考证,清之考据学的发展更是将先秦传世文献之间的互补考证工作推向一个高峰。二十世纪初在西学东渐风气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氛围下,发生了疑古与信古的争论,对现代中国上古史研究的学科走向发生重大影响。疑古派看到了上古历史传说之神话性的一面,而信古派则看到了上古历史文献所包含的历史真实性。
     在疑古派代表顾颉刚先生看来,历史上存在过一个长期对文献所载古代史进行系统造伪的过程,所以要破除对经典的迷信,要对古书进行辩伪,提出古史研究要打破“民族出于一元”、“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可惜的是,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正好处于帝国崩溃、国家积弱、民族国家重建的关键时期,社会急需用古史的辉煌来重建国人的信心。疑古派的这些真知灼见,除了古书辩伪工作一脉相承而屡有建树外,其他主张则大多在信古的意识形态中,在走出疑古时代的呼吁中,在释古的具体实践中,被搁置于一旁。
     甲骨文的发现和解读、殷墟的发现和发掘,对上古史研究和中国考古学的走向有很大影响:信古重新成为主流,考古学被定位为历史研究提供史料的辅助学科。
     1917年,王国维利用小屯出土甲骨考证《史记·殷本纪》所记载的商王世系基本可信。这一研究给后世留下两项重要遗产:一是提升了国人认定文献所载三代历史为信史的信心,二是其所倡导的地下材料与史籍记载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大行其道。具体到夏商研究,便出现以文献为主导、考古材料相配合的学术论证与认识演绎过程:“既然商代历史和《史记·殷本纪》中的商王世系已为安阳殷墟发掘和甲骨文所证实,人们就有理由相信《史记·夏本纪》中夏代世系也非虚构。事实上,这已成为王国维以来熟谙中国历史、文化的国学研究者的共同信念。……..这样的共识与其说是实证的结果,勿宁说是一种情结。”既然认定文献可信且夏是真实存在的,那么就可以依据文献所载夏的活动范围来寻找到夏的遗存。虽然传世文献并没有具体指出夏在何处,但因后时代国家的中央地点,影响了后人对先秦传世文献的认识,将“夏”视为最早的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王朝,在这一地区发现的相当于夏时期的遗存就应该是夏文化。在此背景下,看起来无论在时间与空间都与文献记载相吻合的二里头遗址便被认定为“夏”文化,郑偃(即通常所谓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则依据同样的逻辑被认定为早中商都邑。今天,这样的观点已写进教科书,深入人心,根深蒂固,成为国人集体潜意识中的历史“情结”和定见。
        ……
    在传世文献形成之关键时期的周秦汉时代,中国的政治中心一直位于关中和郑洛。这种地理上的意识形态,也同样投射到先秦两汉传世文献之中。无论这些文献所载之当世之事,还是其对上古神话进行诠释时所表达的空间观念,无不为以周秦汉唐以来大帝国的巨大空间作为舞台和背景,以郑洛为天下中心,而将山东地区比附为东夷之地、两湖为南蛮之境。这种中原中心观念根深蒂固,其影响可见于两汉以来迄今几乎所有上古史领域。
  上文中提到的历史背景与研究方法归纳如下:
    1、由来以久,源远流长的历史,以致于今天能够了解到的故事,大多已经过长期的、各种有意或无意的加工与再创造,层累地造就,或早已远离历史的真相。
    2、中国人所能了解到的上古知识,都源自传世经典文献。这些文献史料大体定型于战国秦汉之际,往前延伸到西周晚期,往后下延到两汉。如何看待这些传世文献?
    3、疑古派代表顾颉刚先生看来,历史上存在过一个长期对文献所载古代史进行系统造伪的过程,所以要破除对经典的迷信,要对古书进行辩伪,提出古史研究要打破“民族出于一元”、“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但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正好处于帝国崩溃、国家积弱、民族国家重建的关键时期,社会急需用古史的辉煌来重建国人的信心。疑古派看到了上古历史传说之神话性的一面,而信古派则看到了上古历史文献所包含的历史真实性。信古派占了上风,一直左右着中国人对历史的思维和看法。
    4、甲骨文的发现和解读、殷墟的发现和发掘,对上古史研究和中国考古学的走向有很大影响:信古重新成为主流,考古学被定位为历史研究提供史料的辅助学科。
     5、既然认定文献可信且夏是真实存在的,那么就可以依据文献所载夏的活动范围来寻找到夏的遗存。虽然传世文献并没有具体指出夏在何处,但因后时代国家的中央地点,影响了后人对先秦传世文献的认识,将“夏”视为最早的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王朝,在这一地区发现的相当于夏时期的遗存就应该是夏文化。在此背景下,看起来无论在时间与空间都与文献记载相吻合的二里头遗址便被认定为“夏”文化,郑偃(即通常所谓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则依据同样的逻辑被认定为早中商都邑。今天,这样的观点已写进教科书,深入人心,根深蒂固,成为国人集体潜意识中的历史“情结”和定见。
    6、在传世文献形成之关键时期的周秦汉时代,中国的政治中心一直位于关中和郑洛。这种地理上的意识形态,也同样投射到先秦两汉传世文献之中。无论这些文献所载之当世之事,还是其对上古神话进行诠释时所表达的空间观念,无不为以周秦汉唐以来大帝国的巨大空间作为舞台和背景,以郑洛为天下中心,而将山东地区比附为东夷之地、两湖为南蛮之境。这种中原中心观念根深蒂固,其影响可见于两汉以来迄今几乎所有上古史领域。
    7、(夏商周)三代研究中,还有一种倾向:动辄将考古材料对标中原,且以郑洛中原为中心而认定相似的文化因素一定在郑洛中原出现早;而在郑洛中原地区,在一元史观主导下一定要将可能同时并存的多元主体纳入到先后有别的单线历史框架中。这使得考古区系类型学研究,特别是年代学研究所得出的结论,经常带有意识形态和先定论色彩:将郑洛中原地区考古遗存的相对年代定得早,而将周边地区同类遗存的相对年代主动拉晚以配合中原中心观。可是,这种年代学结论经常与碳十四测年数据相龃龌。在这种情况下,考古学界普遍更愿意相信类型学所做的年代分析,而无视通过科学方法测定的碳十四年代;或选择性应用碳十四年代或简单否定之,而不是细致深入讨论碳十四年代的局限性和应用范围、应用规则等。
     简而言之,夏商的文字历史是到周代的战国时期被伪造的,我们一直被“蒙在鼓里,中国文化发源于黄河的说法也是错误的,而我们却深信不疑。我们的学术研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起源问题,对南北文化的关系问题,从古至今,要么就是黄河是中华文化的母亲河,后来,承认了长江也是中华文化的发源地,则一直处在“重(黄)河轻(长)江”、“重龙轻凤”、“重北轻南”的氛围中。且不说现代,即使古代也是如此。例如《诗经·南风》在《毛诗序》中注解说:“南,言化自北而南也”,这就是《诗经·南风》有名的“南化说”起源,而北宋诗人苏辙则理解为“言文王之化,自北而南,至于江汉之间,服从之国日益耳。”(见苏辙《诗集传》卷一)大意是说,江汉平原的民歌之风,是文王的风化结果,且是从北边传到南方来的。这可能吗?!江汉平原还有自己的文化吗?!我们的方言、语音也是从北方传来的吗?
我以前曾说过,在荆州地区,方言语音以潜江为中心,向周边县市辐射,离潜江越远,语音变化越大,例如潜江与天门、沔阳的方言语音就不同,已经有了一些变化,这种自然的人文现象是不可忽视的。潜江的“鸡鸣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是有史可查的,潜江的方言“兮”在《诗经》和《楚辞》、古诗词中历历在目,这些应该与郭静云教授撰写的专著《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不谋而合。天门发现的“石河文化”与潜江的这些独特的文化现象,都不是孤立的。只不过郭静云教授撰写的专著《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是从考古角度,我提出的是人文现象。
     然而,到底是北方的文化影响南方的文化?还是南方的文化影响北方的文化?江汉平原的上古文化,在郭静云教授撰写的专著《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中,提出了什么见解,来冲破上述的“上古史研究背景与方法”呢?
     郭静云教授之所以没有被文献记载和考古界之主流观点所引导,作者在方法论上的自觉有很大的关系。这种方法论自觉,在评述者郭立新先生进行的归纳总结中,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白纸方法,忘记一切“常识”,不用任何预设或成见。作者认为,研究“问题”只能始于对材料的观察。理论、范式或任何解释模型不等于事实本身。如果一开始就只认定一种认识框架,然后只在这个框架中获取材料、观察思考,其结果只会自我强化这一框架,以致臻于荒谬而不自觉。所以,从着手研究始,历史真*相的探路人要对任何理论或观点都无偏向,甚至忘掉所谓的常识和教条,不做任何预设,近乎从一张白纸开始。
      所以,在着手研究伊始,作者从未想过能获得什么“新意”,甚至出书之前两年还不知道,资料会让其目光最后落到长江中游;亦不能像有些人以为的“只是挑选与自己观点有利的资料”,因为没有任何“观点”在先。只是严谨跟着资料走,不断看资料和跑田野,从新石器晚期到夏商,东南西北中,统统都尽可能收集和阅读;不断从资料中读出新的认识,一条条线索汇聚在一起,综合起来,否定或肯定,相互冲突或相互支持,最后才豁然开朗。
     2.从一条材料不允许说任何话。如果说单一的、零散的考古材料不会说话,所以保留很多研究者能随意解释的空间;但是,如果将所有材料放在一起比较,系统思考,它就会给我们启示,告诉我们一些相对确定地事实,排除很多错误的假说。所以,自着手研究始,尽量搜集所有资料,从无先知的角度比对,让资料自由表达自己,在此基础上思考、寻找其内在关系,以图复原立体的社会生活与历史脉络。所以研究起始时无法知道结果,也不排除研究失败的可能性。并且:一手资料为先,其它为后。考古才提供一手资料,文献是从后代撰写者的角度来叙述。用考古材料证明文献的作法只能加强神话,无助于近一步了解史实。
     郭静云说,研究伊始,她并没有考虑传世文献里所存在的内在矛盾,只有从考古看出新路之后,才惊讶地发现,文献纪录与考古发现毫无矛盾,反而可以从文献看出这历史的蛛丝马迹。现在站在阳光中审视迷宫的形成,可知今日之夏商历史和神话的形成,至少经历了四重遮蔽和扭曲。首先,殷周王族以胜利者的姿态将南方先楚文明的故事与自己的家谱合并,以此强调其政权的正统性。其次,西周晚期至先秦时代形成的历史记载,将早前的口碑用文字加以记录而留下录者所处时代和个人主观性的烙印。再次,秦汉以来帝国意识形态的形成,传世文献经典化的过程再次扭曲历史文献的记载,造成思想史的秦汉鸿沟。最后,当代学术从后期文献看历史和决定文明的中央区,产生新的神话并写到教科书里。
     3.从微观到宏观。一些宏观研究极少考虑到不同文化的细节,而“魔鬼”总在细节中,所以作者重视详细比对每一小材料,从内在了解不同文化后,才用宏观的角度观察大历史过程。
     4.以问题为中心的多学科方法。本书很多观点,其实已有前人从零散不同的角度看出,惟此作者才有前人所建构的基础。但为什么之前很少有人完整地探索?在郭静云看来,这原因在于现今专门学科分工日渐加深和分歧,使得从事学术研究者逐渐失去对问题进行整体性研究的能力。在现今考古学里,研究史前尽量不碰夏商周,研究夏商周者亦多缺乏史前的知识,而历史是一脉相承的长河,不宜切断;也不宜只限于区域研究,不看周围情况。
    
    潜江、天门是大禹之“夏朝”的中心、“夏都城”的所在地,郭静云是通过什么事实论证的呢?且看下回分解。
    (未完待续)







[ 此帖被llg6688在2018-04-02 17:14重新编辑 ]
离线梦之蓝

3楼 发表于: 03-19
之前不是有个帖子吗?为嘛不直接回帖发,这样就在一个帖子里,连载嘛,就该有连载的样子。

楼主留言:

在前面帖子内回帖,网友能知道有新贴发出吗?我对这一点还不清楚,谢谢指点了。

离线llg6688

4楼 发表于: 03-21
潜江、天门是大禹之“夏朝”的中心、“夏都城”的所在地吗?(之三)
(原创首发)
潜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系列
潜江、天门是大禹之“夏朝”的中心、“夏都城”的所在地吗?(之三)

             长江中、下游是中国最早的稻作区
与夏、商朝中心在潜江、天门及周代文化的真相(三)
      郭立新先生在评述中介绍《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一书时说(注:摘要剪辑,且顺序、部分文字有调整,并非原文):
     当初主要为了解决上古史研究中的悬疑而引入中国的考古学,其最初最主要的发掘工作便在今天的中原地区得以开展,导致中国史前和三代的考古学文化序列,首先在中原地区最先建立起来:从仰韶到龙山,再到二里头、二里岗和殷墟,这些考古学文化得到最先、最充分的发掘和研究,并成为全中国相应时代之考古材料籍以比较和分析、定位和定性的标杆。这种做法也无形中在考古学科建构了一个以中原为中心的一元中国史,并且将“中原”限定为以郑州洛阳为中心。虽然,近几十年来在长江流域、长城燕山地带等地区的大量考古发现,特别是一大批史前城址、大型聚落和墓葬的发现,史前考古学界已经突破传统中国历史与文化以郑洛中原为中心的固有观念的局限。为此,苏秉琦先生提出中国文明起源满天星斗说,严文明先生则称之为重瓣花朵结构,费孝通先生总结出多元一体的模式。这说明最近一、二十年,至少在史前领域,大家对于中国文明源头的多样性已有共识。但是,以“中原”为中心的王朝观念和一元历史进程,仍主导着三代的考古和历史研究。史前的多元和三代的一体似乎变成一种新的教条。
    郭静云教授认为,三代研究中,对历史上的“中原”这一关键历史地理空间概念存有误会。她认为应该回归到“中原”概念的本义:
    所谓中原,指的是中心的平原地带在中国地图上,这是以大巴山和大别山为东、西界的宽阔平原地,北缘到黄河南岸,而南边则到汉江下游涵盖鄂豫平原,又经汉江连到鄂湘江汉、澧阳和洞庭平原,以构成宽阔的农耕地区。并且,因豫南地区大别山间有许多谷地,其范围在河南,跨越大别山,到达淮颍平原、信阳、驻马店、许昌,并到达郑州。这个位处其间的宽阔平原,才能由自然地理的观察角度,将之称为“中原”又从这自然地理的角度可以看到:汉江下游才是这一大农耕区域的中心。
    在文明起源中,原生文明与次生混合文明有不同的起源故事和世界史背景。世界最古老的原生文明必定依靠农作而成长,故其文明中心靠近古农作区中国上古最主要的农作是稻作和黍作、粟作。黍作、粟作的规模一直没有扩展到宽大的腹地,形成大型集约化生产模式,而偏向于成为各个村落和家庭较独*立的农产,这可能是因为黍作、粟作的旱地耕作方式不需要涉及合作治水的必然性,对土地的要求也不高,故其对社会形成和组织方面的影响能力,一直不如稻作。因此,在不否定黍作、粟作的重要性的原则上,我们还是必需承认:稻作规模性的发展成为孕育中国上古文明,构成复杂社会生活之基础。考古发现已经表明,稻作起源和发展于长江流域,相应可以推论,以稻作为基础的原生文明应该源于长江流域,却为何一定要将稻作界定到北方?且将实行稻粟混合生计的郑洛视为文明起源地?其实,黄河流域作为文化交流的大通道,更适合次生混合文明的成长。但是,次生的混合文明出现的时间一定比前者晚,如果世上尚无原生文明存在,何来混合之谈?
    在此背景下,郭静云教授新《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打破国人长久以来形成的“常识”和定见,给出完全不同的古史答案,颇有些横空出世的意味。在这本书中,作者以披古阅今、中外比较的宏大视野,跨越历史文献、考古学、人类学、自然科学诸学科之间鸿沟而融为一体,运用并以问题为中心的系统综合研究方法,以及非凡而敏锐的洞察能力,使作者避开了诸多历史成见、社会习见和学科偏见的干扰,从最基本的问题入手广泛搜集材料进行细致疏理,顺着最基本的人类历史发展脉络,力透纸背,给出初让人错愕细思中却足令人信服、最接近历史真相的答案

     中国原生农耕文明的发祥地应在长江流域,这是稻作文化的故乡。长江上、中、下游均为不同文明与早期国家的发源地,但在长江中游最早形成了国家大文明。该地区自旧石器晚期以来,至新石器时代,其文化发展一脉相承至青铜时代早期;一直致力于发展稻作农业生活方式,在屈家岭、石家河时期相继进入铜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出现了以云梦大泽和江、汉、澧诸水为枢纽的交换贸易网络和连城邦型式的国家,从而开启了东亚最早的文明化进程,其情形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非常相似,年代亦相同。
     我们习惯性以为文献所叙述的历史传说,都在黄河流域发生,但仔细阅读,文献的故事反而不能在黄河地带发生,而屈家岭、石家河文明面貌相当符合尧舜和夏王国的传说和历史阶段,此乃屈原在描述其祖国楚的历史中的尧舜时代和夏王朝。考古研究成果表明:天门石家河城势力大,应该就是夏王国的都城。
     到了距今3800年左右发生过国家结构的演变:几个大城的神权中心变弱,包括石家河作中央的势力也衰落,而位处其东邻并更靠近汉口和铜矿山的地区,出现更大的中央集权政体,这可能就是以盘龙城为代表。考古资料所反映的天门石家河没落武汉盘龙城升起,或许正是汤克夏故事中所隐藏的“现实”,即盘龙城文化或为传世历史神话中所载汤商王朝的历史阶段。(引者注:这就是说,武汉附近的盘龙城是商代历史阶段之起始和核心地,反映的是商王朝取代夏王朝的现实。)
     汤商的核心位置在江汉地带但其所代表的文化和影响力的北界到达郑州、洛阳,所以二里头、郑偃也属该文化的脉络,后者是先楚文明的北界城邦,而非一般所认为的“中央”。
    (武汉附近的)盘龙城文化时期,西北地区,黄河上、中游文化的国家化程度最低,虽然有本地的青铜文化,但因族群的流动率高或其它因素,直至殷商末期和西周时,其影响力和权威才成为主流。东北夏家店下层文化是另一系青铜文明,以发展战争技术为主要行业。西北、东北族群都经常来中原掠夺,殷商建都前最关键的战线是在黄河南游。郑偃城邦因此成为非常重要的边界区,也是南北贸易、行军路线常常经过之处;它们作为南方农作区抵抗北方族群的前线而具有战略意义,也因此而获得长江中游的资源。
     直至距今3400年以后,掌握马车技术的北方族群来到殷墟建都,大约又再过了几十到百年,南下打败盘龙城而自立为“商”,并逐步将“汤商”的故事与自己的家谱合并,以此强调屈原所谓之“殷宗”政权的正统性,以及对于本土政权的传承(换言之,所谓“商”文明,应分为汤商或谓“楚商”、“南商”,和殷商,这是两个来源不同的朝代)。自此,原本存在于江汉流域的古老文明,淹没于后世文献之中。殷商王族占领中原的历史,相当于加喜特人占据巴比伦、喜克索斯人占据古埃及,有其共同的世界史背景。
     在郭静云看来,只有到西周晚期,中国文明才到了“认知自己”的历史阶段,而原来只有口传的故事,并自此开始纪录而形成历史文献。所以,后人能看到的传世文献中的早期历史故事,大多经周人纪录,其后又经过汉人,特别是东汉人的有意识地大规模编纂和加工,方始成形为现在所看到的样子。所以,郭静云认为,一切先秦叙述历史的文献,应该归类于“神话”。“神话创造和理解史实,这是各地历史研究中两种并存的趋势,中国也不例外:黄帝、颛顼、蚩尤、尧舜、禹汤、文武等故事亦类似。传世文献描述出夏商周三个异族朝代:成汤克夏,武王克商,其三代的兴衰情况都很相似,这显然是一种神话化的历史结构。历史的神话,与其它没有历史意义的神话之间,有一项关键性的不同:在于其所表现出的文明及国家之自我意识,对国族的形成、成长、胜负、英雄及贼寇的不同理解。现存文献中所载的许多商周时期传说,均是东周以来才见载于文字,而战国、秦、汉的文人们,依据这些口传及零散的记录,来了解早期历史的脉络,从而编辑史书……笔录者必然以自己的背景和理解,来影响这些故事最后成书时所展现出的形貌”。 “所以,传世文献虽然并非凭空而来,但它们有自己特殊的内在价值观点和政治目的,因此与客观的史实颇有落差。也就是说,这些文献记录虽非完全凭空而来,但同时亦无法代表客观事实,而仅是表达出所谓政治上“正统”的概念。这样的正统概念源自周,成形于汉。这种三代继替的一元史观最符合汉帝国“天下一统”意识形态。”
     中国原生农耕文明的发祥地应在长江流域,这是稻作文化的故乡。长江中、下、上游均为不同文明与早期国家的发源地,但在长江中游最早形成了国家大文明。该地区自旧石器晚期以来,至新石器时代,其文化发展一脉相承至青铜时代早期;一直致力于发展稻作农业生活方式,在屈家岭、石家河时期相继进入铜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出现了以云梦大泽和江、汉、澧诸水为枢纽的交换贸易网络和连城邦型式的国家,从而开启了东亚最早的文明化进程,其情形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非常相似,年代亦相同。

   (未完待续)




5楼 发表于: 03-22
看起来很专业的观点
离线llg6688

6楼 发表于: 03-24
潜江、天门是大禹之“夏朝”的中心、“夏都城”的所在地吗?(之四) 
(原创首发)
      潜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系列
潜江、天门是大禹之“夏朝”的中心、“夏都城”的所在地吗?(之四)

    《楚辞》中的上古先贤记载为什么会有尧舜汤禹?(四)
    
    在屈原的《离骚》、《天问》中,记录着从宇宙创世到当时社会的生活,也彰显着当时的楚国神圣的历史,同时也悲叹着当时楚国的没落状况。而屈原当时悲叹的“祖国”,明显不是针对着周代多元的“中国”,而是针对着自己的故乡楚国。
    在屈原和笔下,楚国史拥有自己创世的完整脉络。而屈原所记载的创世脉络,在其它的列国传世史中,却并没有见到过这种完整的脉络。郭静云教授认为:“然以文明进程的考虑来说,这样的脉络方才最原始的文明自我意识发展流程。试问:何以在中国周时期各个诸侯国史观中,只有楚国拥有如此完整的神话历史?依笔者浅见,这或许隐然表达了一件事情,那就是:楚国的传统实际上奠基于最原始的文明。并且在目前所有可见的文献中,只有楚国史中方才表现出这种远古的脉络。这是否反映了中国最初的大文明就是楚?”
    这段话可非同小可,郭静云教授提出的推测,是中国的文明创始源于楚国。而楚国与当时潜江的关系,和潜江当时在江汉平原的地理位置,均指向潜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楚辞》中是什么记载引起了郭静云教授的关注呢?除了楚国有完整的创世史脉络外,在楚国的神话中,还出现了大部分后代传世文献中提及的远古圣王。这些圣王包括尧、舜、禹、汤,而在传世的文献中,这些圣王多被认为是与所谓“夏朝”有关。这种现象在有些学者的研究中被认为是“屈原的原意并不是在叙述楚国史,而是在指涉天下历史”。郭静云教授则认为“这样的理解不合乎当时的‘祖国’概念。”郭静云在该书中说:“屈原的《天问》中,感叹祖国势力的衰弱不起,忧虑祖国已不能有长久的未来,在这里,使屈原悲伤的祖国不可能是指天下,而是楚国,因为这就是楚国神话化、神圣化历史故事。是故,这里便产生一个问题:我们该如何理解楚的神史中竟然提及尧、舜、禹、汤等先贤圣王,就好像他们是楚国历史人物一般。”

    郭静云教授另起一段,紧接着说:“其实,经《楚辞》中若提及殷的宗室,也并不奇怪。因为武丁败楚后,应该是有一段时间是由殷统治楚,在《离骚》中也并没有赞美殷,反而说‘殷宗用而不长’。这段叙述符合我们现今所悉知的历史。但很难理解的是,《楚辞》中对尧、舜、汤、禹都采取了正面褒颂的态度,似乎他们原本就是楚国的英雄一般。此外,还有一点也十分奇特:在《楚辞》中,凡是提及汤跟禹的部分,与其它文献不同,都是写作‘汤禹’,似乎是在表达前后相反的时间顺序,如《离骚》:‘汤禹俨而祗敬兮’(后续‘周论道而莫意思是:商汤夏禹严谨而恭敬,文王武王道义无差。‘汤禹严而求合兮,挚咎繇而能调’。(意思是:汤禹殷殷之心,求索同心同德的贤臣,伊尹和皋陶才能辅佐左右,共创盛世。);《九章·怀沙》‘汤禹久远兮,邈而不可慕。’(意思是:商汤、夏禹的时代已经过去很久了,久远到了很难思慕的程度。
    上述这些问题,以我们现在的考古研究证据来检视,都无法得出答案,只能将问题本身提出来,好使有志研究此领域者能够更加顺畅地思考这些传世文献诗文中的内在矛盾。比方从汤来说,甲骨文中记载了成(或大乙)这个人,是盘庚的祖先、殷商的先王。周原甲骨将其称为‘成唐’。《尚书·汤誓》有曰:‘伊尹相汤伐桀。……汤即胜夏。’(见曾运乾《尚书正读》,台北。华正书局,1983年,第91-92页。)但甲骨文里却没有提及任何关于成大乙伐夏的事迹。同时,上文中我们也提过,《楚辞》中也提及了汤与禹,但却不知何故将‘汤’放在‘禹’之前,且不与‘殷宗’相联结。当然也许有人会提出不同的解释,但是目前考古资料所显示出来的事实,说明楚的文明传统特别古老,这使得我们特别注意到这些文献中的疑问。显然,我们手里没有这些传世文献在战国时期的版本,所以不能排除后代修编、删除、窜入的部分,但从如今现有的版本来看,已可发现很多这类疑问。
    《越绝书》曰:‘汤行仁义,敬鬼神,天下皆一心归之。当是时,荆伯未从,汤于是乃饰牺牛以事荆伯,乃委其诚心。’王国维认为这是记载商伐荆楚之事。但此文并未提及与外来族群之冲突,反而似乎是在记述国内贵族之间相来往的关系。试问:如果‘汤’是自北南侵的殷商族群领袖‘大乙’,并且发兵打败了荆楚,那么楚的文献又怎么可能以如此正面的褒美之词来赞颂他呢?
    那么,‘荆’与‘楚’的概念关系又该如何区分呢?甲骨文中其实早已有楚地名和国名,熊氏的王室只是楚历史最后的朝代。所谓‘荆’者,并不能代表比楚更早的国号。笔者以为有两种可能:第一,‘荆’与‘楚’可能是两个不同的大城,各自拥有政权,只是属于同一个文化圈内;第二,‘荆’可能是具体地指一座地位很高的城邦,而楚则是整体文明的自我指称,以笔者浅见第二种理解或许更为准确。无论那种看法准确,‘荆伯未从’之事,似乎不是在表达荆邦不服从异族领导的情况。依《越绝书》一书的内容描述来看,这段历史事件更近似于联合城邦国家的国王,与其中一个城邦首领‘荆伯’的关系,所以汤是以‘饰牺牛以事荆伯’这样的行动,来说服荆邦勿自外于这个联邦古国(或许这也恰好代表了当时汉水两岸各古国互相联合、结成大国的历史进程,或者这些神话意味着,在汉水古国政权的变革中,西边石家河被东边盘龙城打败,或其他同一个国家文明内的事情。)”
    郭静云教授除了对《楚辞》史料中有尧、舜、汤、禹的记载外,对“汤禹”的记载有历史的顺序颠倒也提出了质疑,这证明郭静云教授对历史文献的考究是功力深厚且逻辑严谨的。但郭静云教授却说:“越是继续钻研文献,我们就越是可以看出相类似的问题其实不少。例如,何以舜在《楚辞》里称之为‘湘君’,以湘江为称号?湘江是屈家岭文化范围的南部,如果以为舜是北方文化的圣王,居于渭河流域附近的舜恐怕难以被称为‘湘君’,他的两位夫人也难以成为湘江之神。”
    顺着这条思路,郭静云教授从考古的角度继续挑剔史载的问题,“以笔者浅见,大禹治水的故事为南方地域的明显标志。《淮南子·本经》曰:‘舜之时,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江淮通流,四海溟緈,民皆上丘陵,赴树木。舜乃使禹疏三江五湖,辟廛涧,平通沟陆,流注东海。鸿水漏,九州干,万民皆宁其性。’其中‘三江五湖’可不是北方风景。我们不能假定因为《淮南子》是南方文献,它就南方化了夏禹的故事。渭、汾流域洪水的风险很低,黄河中游气候相当干燥,且在夏的时代北方可见有干燥化的趋势,因此,渭汾或郑洛地区都很难创造治水的神话,【郭静云在另一处演讲时说:大禹在那里只能“治沙”,却没有“水”可以治。这诙谐的说法引来会心地哄堂大笑。】。但这种神话反而非常合乎两湖的情形,一来符合经常发生过湖群扩展、农田淹没的现象,二来又可表达两湖先民很早建设水塘及灌溉的系统,尤其是后者,更早已为现代的考古所证明。
    我们还可以详加参照的是传世文献中经常出现‘十二州’、‘九州’概念,如《史记·五本纪》曰:舜帝‘肇十有二州,决川’,又曰:‘唯禹之功为大,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此概念符合极宽阔的地望,相较之下,并不符合渭、汾河流较窄的地望。然而,非常宽阔且有许多河湖的地望就是湖北跨河南之南、湖南之北,即古代屈家岭、(天门)石家河先楚文化范围。生活空间的大小会确定人们的视野,楚地宽阔无疆的平原更合乎形成宽阔‘十二州’、‘九州’范围的观念。”


   (未完待续)













[ 此帖被llg6688在2018-07-30 17:10重新编辑 ]
离线锦儿

7楼 发表于: 03-24
Re:潜江、天门是大禹之“夏朝”的中心、“夏都城”的所在地吗?(之四)
楼主好厉害
离线蓝可

8楼 发表于: 03-26
Re:潜江、天门是大禹之“夏朝”的中心、“夏都城”的所在地吗?(之四)
一口气看完四章,期待楼主更新
离线老兵新传

9楼 发表于: 03-28
Re:潜江、天门是大禹之“夏朝”的中心、“夏都城”的所在地吗?(之四)
期待拜读,有点意思。
离线香草

10楼 发表于: 03-28
这研究了不起
离线llg6688

11楼 发表于: 03-28
(原创首发)
潜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系列
潜江、天门是大禹之“夏朝”的中心、“夏都城”的所在地吗?(之五)
     关于“苏美尔”与长江、汉江流域的先楚文明(五)
  
     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是什么文明?它与长江和江汉流域的先楚文明是什么关系?在郭静云教授的文章中是这样认识的。在《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一书中的《摘要》载:“因长江金属矿的位置在先楚与先吴之间,这导致楚、吴是发展最快的文明。且在殷商之间,长江中游、汉水流域的先楚文明是空间最广、人口密度与国家文化程度最高的文明,很多早期的神话似乎都源自楚地。江汉先楚文明在距今5000多年时已建构了联合城邦古国,笔者将之称为‘云梦泽的苏美尔’,其原因在于中国文明所传世神话的形成中,江汉地区的联合城邦国家的文明作用可能就犹如苏美尔在西亚历史中的作用,扮演着原始创作者的角色。”
    郭静云教授的认识代表着一种学术上含蓄的观点,学者讲话是严谨而慎重的,特别是考古界,较其它学界又更是慎之又慎。因为也有认为苏美尔人是中国人的观点,此观点结合郭静云教授的观点,苏美尔人就是古代中国江汉流域的人,甚至是潜江人的祖祖先也不可知。
    有人认为苏美尔人的后代就是中国人更具体地说,就是江汉流域古人的后代。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就可一睹江汉平原祖先的真容了。
   下面摘自网络上部分有识之士的文章观点:
    一位网友“不服来辩”发文说:
    这是出土于伊拉克的古代苏美尔人雕像。我想懂点中国文化的一点就通。无须过多废话。
    
  
      两个关键证据:汉服,握手礼。




                          

  懂的人一点就通。不多解释。

    其实《圣经》上对中国人起源写得很明白。
    苏美尔人和古埃及都是含族人。含族汉族不仅是字音相同,文化种族也是相同的。
    苏美尔人所建立的国度,在《圣经》中被称为“示那国”————Schinar  示那,支那,两者音通。
    这个证据足以表明。最早在伊甸园建立示那文明的苏美尔人其实就是中国人的祖先。
    作为我个人,我在相当程度上相信,苏美尔是本轮人类文明的发源地,无论是古埃及、古印度、古希腊、玛雅、华夏,都来自于苏美尔。
    遗憾的是,仿佛对这些主题感兴趣的人非常非常少。
    苏美尔文明是人类文明的先驱者。所谓的四大文明古国,都是苏美尔(华夏人)所建立。
    古埃及,古玛雅,古印度,中国,早期都是华夏人的地盘。而美索不达米亚是华夏文明发源圣地。也是华夏政权的核心。
     理清这些对认知上古华夏史,算是已经入门了。
    中国造人神话,与苏美尔造人神话相似度太高。
    宁玛(Ninmah),在苏美尔神话中称为“生育女神”。正是她主导了造人的工程。
  本人认为宁玛实际上就是女娲。
  1.两者的发音相似。
  2.而“宁”字在苏美尔语中是个阴性词,代表“女人”。比如“宁基,宁利尔”,都是女姓神衹。
  3.“娲”字本身就带有“生育的含意”。苏美尔人称宁玛为“生育女神”,正是指女娲。
  真正创造人类的正是这对“人首蛇身”的兄妹。中国神话,完全继承了苏美尔神话衣钵。没有太多的篡改。
  相对西方人的神话,完全颠倒了苏美尔神话。西方视“蛇龙”为邪恶物。这和黄种人的观念格格不入。
  虽然宁玛在苏美尔神话中没有排入三大主神之中。但是苏美尔人对宁玛的刻画在整个美索不达米亚神话中是最厚重一笔。到了后期,宁玛升格为“宁胡儿萨格”。意思为和平和守护者。在众神之中,除了宁玛与恩基其余神对人类是都不太友善。
   全球凡是对“蛇神”崇拜的地域,肯定是华夏人所建立的文明。
  蛇神崇拜,实际就是对太昊伏羲与女娲的崇拜。
  苏美尔,古埃及,玛雅,印度,中国都是以“蛇神”文化息息相关。
  西方人以蛇神视为邪恶的文明格格不入。

      至于为何说古埃及人是苏美尔人的分支。

  1.古埃及人是含族人,是吉尤苏德拉的直系后裔。而含同样也是苏美尔人的祖先。
  2.苏美尔人自称为“黑头人”,中国古人亦称“黔首”。两者意同。
  3.“含,汉,哈,夏”四字古音相通。古代埃及人自称为含人,其实就是汉人的意思。
  4.吉尤苏德拉是人类之中唯一带有恩基血统的人。苏美尔人和古埃及为何如此崇拜蛇神。原因就在于此。主神恩基以蛇为图腾。恩基对是宁玛的哥呵,辅助宁玛创造人类。
  苏美尔版的恩基宁玛造人。其实就是伏羲女娲造人的原版。如此可以得出,苏美尔人和古埃及人都是太昊伏羲的后裔。信仰蛇神完全在情理之中。

     对于宁玛(女娲)造人,苏美尔泥板文献有较详细的描述。

  下面讲到恩基为诸神安排一次宴会, 无疑是为了纪念人的造成。宴会中恩基与宁玛饮酒过量而醉,宁玛取来深渊上的泥土造出六种不同形态的个人,恩基注定他们的命运, 并赐给面包让他们吃。六种新造之人只有后两种有可辨识的特征,他(她)们属于不会生育的女人和没有性别之人(或阉人)两种类型。
  当宁玛创造的这六类人完成之后,恩基决定自己也尝试独立造人。他究竟用何种方式造人,因泥板残损而不得确知。 但结果是明确的:所造之人先天不全,身体虚弱,智力低下。 恩基渴望宁玛帮他拯救这残缺的生命,但没有结果。 她对他说话,他毫无反应。她给他面包吃,他根本无法拿到面包。他不能站也不会坐,膝盖不会弯曲。下面是恩基与宁玛发生争执,最后宁玛对恩基发出诅咒,因为他造出这个残疾的无生命者。恩基因自己擅自造人失败,只好默认这一诅咒。


     示那人Schinar。和中国China词根相通。
   示那人(支那人),就是中国人。所以说苏美尔人就是中国人祖先。
  无须太费脑子就能推理出来的结论。更何况苏美尔人的人种长相,语言,文字,服式(汉服),习俗多个方面都和中国人一模一样。铁一般的证据摆在面前,还有什么好不服气的。
    事实上,华夏人的基因和欧美白种人(雅利安人种)最亲近。分化的年代在2万年以内。
  而和蒙古人,日本人相差反而很大。蒙古人是棕色人种,日本人是矮黑人种,和华夏人分化的年代在10万年以上。
  可以说,最早走出非洲的人种就是蒙古棕色人种,但是早期走出非洲的人种,没有建立文明的能力。

   汉族称父母为“爸爸 妈妈” 发音和西方雅利安语也非常的接近。

   而日语 蒙语,韩语,满语都非常接近,唯独汉语特立独行。在语言上足以证明,汉族源自于中东。雅利安族裔,较为亲近。和日蒙满韩,较为疏远。
  

    伏羲女娲双蛇交尾图。  



                        


    同样中东也有双蛇交尾图。



                          
  


    看一下三星堆遗址和凌家滩出土的文物更会吓一跳,和黄河长江流域的文明差别很大,和苏美文化相似度极高,并且非常先进

    蛇的最早记载见于《史纪·三皇本纪》,书中说伏羲和女娲这二位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都是蛇身人首。王充在《论衡》里说:龙或时似蛇,蛇或时似龙。郑玄注《尚书大传》云:龙,虫()之生于渊,行于无形,游于天者也。属天。蛇,龙之类也,或曰:龙无角者曰蛇。王延寿在《鲁灵光殿赋》中说:女娲蛇躯,伏羲鳞身
民间有种说法,龙未升天时,它的习性与蛇相同,也是蛰伏在泥土中,即所谓龙蛇之蛰(《易·系词下》)、龙蛇泥蟠(《后汉书·张衡列传》),而蛇得了神性也可腾云驾雾(《韩非子·难势》)。

    (未完待续)












[ 此帖被llg6688在2018-05-21 17:40重新编辑 ]
离线llg6688

12楼 发表于: 04-03
潜江、天门是大禹之“夏朝”的中心、“夏都城”的所在地吗?(六)
原创首发
潜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系列

潜江、天门是大禹之“夏朝”的中心、“夏都城”的所在地吗?(六)

潜江方言“兮”与考古发现的互证(六)

    事实胜于雄辩,文献上发现的证据是一个方面,但要用事实说话,便离不开考古的发现来证明。
    我在前文中就曾说过潜江的方言“兮”的问题,为什么潜江的方言“兮”能在《诗经》、《楚辞》和古代诗词中频繁使用,长盛不衰,且尤显古风古韵?在郭静云教授的书中找到的答案之一,是江汉平原是夏商的中心地域;其二是在《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一书的《摘要》第5页说:“笔者对中国文字与文献起源的研究,获得结论如下:中国文字的起源应该是在长江中游、江淮、江汉地区所发生的。其发生年代与西亚苏美尔文字的起源期差不多相同。早期文字所记录的语言应相当于长江中游族群的语言,可能会涉及到先楚、先吴及淮南先民的语言。这些早期的文字系统从一元发展起,在历史的互动中,也具有某种程度互相学习、影响的关联性。长江流域、江北等地的文字系统,从新石器晚期以来,并没有遭到中断。早期文字已出现在陶器上,但后来字数增多,可能开始在竹木上写字。殷墟建都后有计划地构成了国家礼仪的文字,其主要基础是当时最发达的长江中游文明之文字,但是殷墟贵族的语言属性与南方族群不同,因此南方的文字被配合、改造为殷墟贵族的语言文字。殷商贵族依照南方构字的规律,另行造字,使文字更加丰富、系统化,以符合表达不同的语言,因此汉字才在这样的基础上,逐步发展成为跨语言的记录工具。”
    对于早期文字起源的长江中游、江淮和江汉地区,特别是江汉地区,上述文字表明,这其中可能就包括着潜江方言之“兮”的传承具有远古性、深厚的文化底蕴性和核心地域的特色代表性。
    在所有的中国古代典籍中,对“兮”字记录和用得最早记录出自《诗经》。据统计,在《诗经》中,“兮”字共出现了321次,远高于“矣”等其它助词,可见它在《诗经》时代抒情时,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和典范性。
     仔细阅读《诗经》的“风”、“雅”、“颂”各部分,我们可以发现“兮”字出现最多的是“风”。如最早出现“兮”的是《诗经·南风》的第二篇《葛覃》,还有如《魏风》中的《伐檀》,《郑风》中的《缁衣》等,诗尾几乎全是“兮”;“小雅”中“兮”字也不少,而“大雅”和“颂”中“兮”字则较少。这种情况,与“风”诗跟“小雅”多来自民间而感情外露有关,而“大雅”和“颂”则与官府、贵族有关,故其感情外露的文字可能已被磨蚀,故而“兮”字较少。
     关于潜江方言的“兮”,在我们日常的口语化自然流露中,我认为具有“儿啊”的双音含义。其中“儿啊”可以单用,亦可合用。例如“在哪兮”的疑问句,可以解释为“在哪儿啊?”;回答“在这兮”为“在这儿啊!”这种问答是带有明显感情色彩的。“儿啊”也可以只用“儿”,即相当于北方的“儿化音”,也可只用“啊”,即是有感情色彩的典型体现。在《诗经》、《楚辞》和古诗词中,潜江的方言“兮”的使用,主要是偏向于“啊”的感情色彩。
    潜江方言在古代的广泛传播,应该与当时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有密切的关系,否则,没有理由将当时的潜江方言作为古风古韵的标志和特色。根据郭静云教授源于考古资料的研究,屈家岭文化和(天门的)石河文化,即“汉水连城似乎是依靠汉水为生活命脉。既然汉南、北平原都有肥沃平原,我们更能推知这些水路系统对农作的重要性,水上交通促进经济的专业化与国内市场的发展,以及其成为汉水和云梦泽联合城邦国家的文明基础。连城国家须依靠彼此结合的治理体系,才可以保持农产丰足、整体经济及市场的兴盛,因此汉水和云梦泽联合城邦国家是大文明、大型国家的雏形。郭立新先生的分析也阐明汉水连城国家的统一性相当高。”
    上述的分析是与考古界的考古发现有直接关系的,在当时的湖北石河遗址密度很高,城邦之间的距离在20公里内,最远也不超过40公里,且城邦周围也发现许多乡村、稻田等。据湖北各地的考古专家考察发现,石河的遗址数量特别多,规模特别大,可能超过同时期的其它文化。虽然许多遗址的资料不全,有的遗址没有公布,有的遗址没有被发现或发现后却没有发掘,但从已经公布的资料,也可看出距今5000年后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的发展规模宏大,遗址的数量非同一般,相应的人口也是最集中的地域。
     由于汉水古国有宽广的发展空间,到石河文化的中晚期,云梦泽再次扩张,也可能加速了石河先民往北扩张的需求,故此时石河文明的传播发展至黄河南岸。因当时郑州、洛阳地区的人口和土地利用率都非常低,所以江汉已经进入青铜器和新石器混用的邦国与居民,对郑洛地区使用军力的必要性不高,而当时郑洛地区的人口上升的时间,恰好就是出现石河文物类型的农耕文化时间,可见两者属于同一事件。
     当时江汉平原的汉水国家之文化影响力,在郭静云教授的研究中,“往往不仅限于河南的西部,进一步说,所谓‘龙山时期文化’,其实就是石家河文化循长江向东、西、北方传播。(因)山东龙山遗址发现早,所以这种类型以‘龙山’命名,有学者据此误解为山东的龙山影响全中国,包括偃师二里头。但后期的考古发掘显示,这种类型最关键的成分,乃出自良渚和石家河的文化传播及影响(如良渚黑陶、石河类型的红陶、石河玉器、长江下游的石器等)。龙山文化的成分来源和其结合的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但良渚和石家河无疑影响了它的组成。山东龙山文化发现很早,而石家河的发现很晚,因此几十年来的考古界习惯用‘龙山’概念命名青铜初期的古国文明。但最近二十余年对石家河文化的研究,逐渐改变了考古界的用名习惯,‘湖北龙山’早已改称‘石家河’,最近有不少河南考古报告,以‘石家河’取代‘河南龙山’。”
     由上可见,所谓的“龙山文化”,就是“石家河”文化,这种文化就是青铜初期的文化,它处于新石器和青铜器混用时期。而这个时期,是以天门的石家河文化为代表的,其它各地所谓的“龙山文化”均是受天门石河文化影响的地域,故而在国内的考古界开始以“石家河文化”取代了所谓的“龙山文化”。这也说明,天门的石河文化,成为了新石器和青铜器混用时期的划时代文化的代称,同时也承认了天门的石河文化是对中国其它各地形成文化影响的代表性文化。
     郭静云教授在书中说:“据目前所知,石家河文化人共往三个方向移动:东往汉口以东;西往重庆、成都;北往黄河之南。其往东、西向的发展,留待下文再作讨论,有关河南的部分,前文已述及最近考古界将河南淅川、驻马店、汝州、禹州等地区的新石器、青铜器时期的文化,都称作‘湖北石家河类型’。”从考古角度来看汉水流域与河南的淅川、驻马店、汝州、禹州等地区的关系,是在新石器晚期就已经存在的,我在《潜江与中国最早的长城和万里长城》一文中,就曾提到过驻马店:“周庄王十三年(公元前684年),当时是以蔡为首的中原诸侯联盟破裂,楚文王趁机“败蔡师于莘”(在河南驻马店东水屯集),接着便灭息国,饮马淮河。看来,当时在潜江的楚人在河南的南阳一带修筑中国最早的长城——“方城”,是有内在的历史原因和背景的。
     在上述前提下,郭静云教授提出了“中原”的定义应该改为“江河中原”概念的理论。这种理论的提出,是源于“大溪、屈家岭、石家河都是很丰富的发达文化,从新石器中晚期进入青铜器时代,并以稻作技术、文化逐步影响了中原北部。最近已有很多学者发现江汉文化北渐,至5000年前已达黄河南岸。自此至二里头时代之间,历史没有断绝过。石家河文化的内在变迁,以及石家河人们向北迁徒,即二里头文化形成的背景。二里头时代的鄂豫考古证明,当时大别山中脉、颍河以西的江河文化基本是一致的,南北共同形成江河平原二里头文化类型。因此笔者赞成许宏先生将‘最早的中国’称之为‘东方大两河流域’。
     笔者以为。‘中原’这个概念应采广义理解:以大巴山和大别山为西、东界,以江河为南、北界,因豫南地区大别山间有许多谷地,中原文化实际上跨大别山,到达淮颍平原、信阳、驻马店、许昌,从而到达郑州。位处其间的宽阔平原即可称为‘中原’。”
     郭教授继续论证说:“从地理条件来说,(黄)河汉(水)与(长)江汉(水)基本上同属一体。南北温度及湿度显然是有差异的,但土质肥沃,没有自然阻隔,可以长江为南疆、黄河为北界,以汉水、丹江流域为中轴,构成一个大型文化范围。”当然,这种分析论证是以大量的考古发现和学者的研究理论为基础形成的,因此郭教授呼吁:“希望将来考古界重视对湖北史前文化的研究。”而湖北史前文化的研究中,湖北潜江的地位是不可小视的重点之一。其中,也必然应该包括潜江的方言“兮”在古代文化艺术上的影响。

               完


[ 此帖被llg6688在2018-04-08 11:11重新编辑 ]
离线金的书声

13楼 发表于: 04-07
离线潜城大虾

14楼 发表于: 05-09
苦于没有考古发现。若是能挖出点陶片和甲骨,就完全佐证了。